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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汉画与研究 　　摘要:鲁迅对汉画的兴趣,缘于他的叛逆性格和改造国民性的宏愿。他的汉画收藏和研究,他对于汉画传播与应用的倡导与努力,拓宽了汉画研究的道路,深化了汉画研究的内涵。 　　关键词:鲁迅;汉画;收藏 　　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1―0149―04 　　 　　鲁迅先生从1913年开始收藏汉画像石拓片,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孜孜以求。到1936年8月14日,鲁迅已病卧在床,但当他收到友人寄来的一包南阳汉画像石拓片时,仍立即回信致谢,并希望继续搜寻:“桥基石刻,亦切望于水消后拓出,迟固无妨”,[1]他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两个月后,鲁迅便逝世了。这封信竟成了他对汉画艺术的遗嘱。 　　鲁迅何以对汉画像石拓片如此感兴趣,他是如何收藏和研究的,他的目的与设想是什么,这些问题,已有一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有所涉及,但缺乏系统全面的解析。笔者认为,对于汉画像石拓片,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鲁迅都有他独特的超越前人的理解。他不仅是汉画艺术研究的先驱,同时也将汉画延伸到对其文化精神的探讨。他拓宽了汉画研究的道路,深化了汉画研究的内涵。在汉画发现与研究的长过程中,鲁迅堪称里程碑式的人物。 　　 　　一、情系汉画的原因 　　 　　鲁迅为什么对汉画有浓厚的兴趣,这似乎是个简单的问题,但答案也不是那么明白。有学者指出,汉画像的美,一是想象空间阔大,精神不受压抑,人们旷达乐天地生活着,画匠驰骋的天地很广。二是有着力量之美,崇尚天然之气,鲁迅大概便是喜欢它的酣畅率真[2]。这个分析是深刻的,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但并不全面。金石学兴起后,汉画像是一种客观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宋代文人们有的认为可由此推知千年人情,弥足珍贵;有的则认为画像“质朴可笑”,难以登大雅之堂。鲁迅之前的金石学家主要仍是考据汉画像中的文字,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也很少从艺术与文化的双重角度去观察与研究汉画像,鲁迅何以能慧眼识宝,对汉画产生一种近乎痴迷的兴趣?这应当从他一生的志趣、思想发展轨迹与追求中去寻求答案。 　　人们的童年记忆总是异常鲜明而深刻,它往往可以伴随人的终生。鲁迅自幼喜爱美术,喜欢看带图的书。他似乎天生有一种叛逆的性格,感情浓烈,爱憎分明。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说:“鲁迅对于古来文化有一个特别的看法,凡是‘正宗’或‘正统’的东西,他都不看重,却是另外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他在孩提时期对《山海经》与《二十四孝图》的看法,便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倾向。六岁左右时,在周家聚族而居的宅子里,藏书最多的叔祖周玉田便给鲁迅讲过绘图的《山海经》,说里边“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3]引起了鲁迅极大的好奇心。当他终于看到图文并茂的《山海经》时,其中的“一脚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等众多奇异的形象充分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令他非常痴迷,《山海经》被他视为“最心爱的宝书”,长大后仍“念念不忘”。他还曾在院子矮墙上画有尖嘴鸡爪的雷公,显然也来自画本。而对于在中国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二十四孝图》,敏感的鲁迅却是从推己度人出发,对之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他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说:“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他认为老莱子娱亲之举伪诈矫情,郭巨埋儿更冷酷无情。郭巨埋儿的故事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孝子传》,讲的是郭巨家贫,担心抚养孩子会影响对母亲的供养,于是决定将儿子活埋,挖坑时却意外发现了上写“赐孝子郭巨”的一坛黄金。鲁迅看了这幅图后,从当时家庭的实际出发,产生了可怕的联想:“……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童年的鲁迅对旧礼教的厌恶,就是这样自然而然产生的,那是一种直觉,却植根于人的真性情。较之二十四孝中种种不合人之常情的虚伪的“孝行”,《山海经》中种种神奇无比而超凡脱俗的生动形象,当然令鲁迅着迷,并深深留在他的记忆之中。 　　青年时代的鲁迅目光远大,激情洋溢。1906年,他弃医从文,意在用文学改变国民精神,但他对中国文化并非全盘否定。1907年,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中,一方面激烈批判旧的中国文化传统,颂扬“恶魔”式的叛逆精神;另一方面又肯定中国文化的“崇大”,“庄严”,痛惜“呼吸不通于今”。爱之甚恨之切,他的思想深处是激愤而痛苦的。同年,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将张扬个性视为救国之道:“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4]忧国忧民之情溢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