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翻译策略初探.docVIP

鲁迅翻译策略初探 　　［摘 要］本文作者从分析鲁迅在20世纪早期翻译作品时其翻译风格由归化向异化的转变入手，研究影响译者采取不同翻译策略背后存在的文化和政治因素。 　　［关键词］鲁迅 归化 异化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489(2008)09－0194－02 　　 　　韦努蒂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对各国由不同思想体系组成的文化身份起到建构和批判作用”，鲁迅的翻译实践活动正是上述观点的最佳写照。理论上说，鲁迅并非持异化观点的第一人，直译，意译之争由来已久，但译者将其翻译策略由纯语言翻译行为转为文化政治行为，鲁迅应该是最早的一个。鲁迅的翻译策略既体现了一个译者的政治信念，也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历史文化现状。这也证实了韦努蒂的观点――选择归化还是异化主要是由当时形成翻译实践的文化进程决定的。 　　 　　一、鲁迅翻译策略的转变――由归化到异化 　　 　　鲁迅的翻译书籍大约有200本，尽管如此，与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显赫声名相比，鲁迅的译作影响并不广大。可是作为一名著名作家，鲁迅呕心沥血仍坚持不懈地将国外的先进思想通过翻译传播到中国。由于鲁迅坚持硬译――“宁信而不顺”的翻译观，他一般被后期的翻译理论家视为异化的代表。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鲁迅并没有一开始就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而是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方法的结合。此后，鲁迅坚定不移地采用硬译或者说是异化具有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含义。正如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所指，“在文化进程处于经典化或边缘化的不同历史时期，采用的翻译策略也会有所不同”。 　　鲁迅的翻译作品种类颇丰，一开始翻译科幻作品，然后是小说，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文学批评作品。他的翻译风格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研究鲁迅翻译作品的学者往往关注鲁迅在翻译前苏联文学作品和马克思文学评论时采取极端直译的倾向问题。 　　本文作者试通过鲁迅的一部早期翻译作品为例来分析他显而易见的归化倾向。鲁迅于1903年将法国作家Jules Verne的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in 97 hours 12 minutes 由日文译本转译成汉语。在序言中，鲁迅称他翻译时将原书中的28章删译至14章。同时，他将官话和白话并用，试图尽量简化译本，增加译本的可读性。显然，鲁迅在翻译这部作品时考虑的并不是要如何忠实于原著，而是译本的读者能否接受这样的作品。鲁迅决定“尽量安抚读者，将原著作者弃之一旁”说明他的初衷就是要译出能被中国读者顺利接受的作品。 　　鲁迅严格套用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章回体形式为他这本译作的每一章节拟定标题，例如第一章节题目如下： 　　第一回 悲太平会员怀旧 破寥寂社长贻书 　　显然上面的这个题目还有很多附加信息，几乎可以称上是前两章的小节了。在译书过程中，鲁迅对其中的一些情节附加了不少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为了吸引读者，降低阅读难度，他有时甚至自己添加一些情节，营造一种故事氛围。从他的译书风格可以看出他仍遵循中国小说的传统写作方式，增加了很多原著中没有的情景说明性信息。由于在译本中增加内容过多，似乎不能称其为翻译，称为改写似乎更为恰当。勒菲弗尔(Lefevere)称“改写是一种操纵，其效果更为明显”。鲁迅本人显然明白改写的力量。 　　在译本序言中，鲁迅强调正是20世纪早期的中国缺乏科幻作品造成了中国人民的愚昧。因为读者可以从优秀的科幻作品中不自觉地学到新知识，他/她就会质疑以往的愚昧行为，从而解放思想，达到真正的文明。鲁迅是想利用这种新型的文学作品，不管是通过翻译还是别的形式来唤醒沉睡的中国人。为了达到这种温和的教育目的，鲁迅选用归化策略进行翻译。这与韦努蒂研究英美文化的主导地位迫使译者采取归化策略得出的结论不同，鲁迅并不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地位而进行归化翻译的，正如勒菲弗尔所指“改写是受思想动机的促使”，他的做法反映了20世纪早期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状态。尽管想法有些天真，鲁迅认为将科学介绍给处于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可以促使他们思考和发现自我。所以，鲁迅认为应该尽量象大家所喜闻乐见的事物一样将陌生的科幻作品介绍给人民大众。 　　本文作者将着重研究处于1920年―1930年的鲁迅翻译实践活动，分析他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变化对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的影响及其深度。笔者试从短篇故事集《竖琴》中选前苏联作家Evgeni Zamyatin的The Cave为例，美国作家Clarence Brown曾将这个短篇故事译成英文。鲁迅将书名译成《洞窟》，从这个充满神秘色彩，没有任何附加解释的书名可以看出鲁迅不再象以前那样采用归化策略了。鲁迅在译这本书时刻意硬译来保留原著的原滋原味，不想为了顺应汉语习惯作任何改动，毋庸说为缩短文化差异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