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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熙先生辞书学理论与实践 　　摘要　作为一个语言学大师，黎锦熙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辞书学理论与编纂实践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他的辞书学理论引导与推动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字典辞书的成长与发展。他主持并参与编纂了许多有影响的重要辞书，如《国语辞典》《国音字典》等等。文章对黎锦熙先生在辞书学理论与辞书编纂实践方面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 　　关键词　黎锦熙　辞书学　《中国大辞典》　国语运动 　　 　　一 　　 　　和20世纪其他语言学大师一样，黎锦熙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辞书学的理论与实际编纂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纵观黎先生的辞书学理论与实践，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黎先生的辞书学，具有一个大背景，这就是20世纪中国在现代语言学指引下开始的国家语言规划工作，具体的名称为“国语运动”。这个运动的发起者及其主将，是一些经过西方现代语言学洗礼、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志在拯救与复兴当时积贫积弱、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国，坚信社会语文生活的改造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方面。所以，在辛亥革命推翻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后不久，他们就发起“国语运动”，先是于1912年酝酿成立“读音统一会”，继而于1916年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1919年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国语统一会”)，附设于北洋政府教育部，192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改组“国语统一筹备会”，将其定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可以说已然成为官方机构了。同时民间还成立了诸如“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国语罗马字促进会”等相关的学术性群众团体。 　　在上述组织机构的宣言和实际工作中，都十分强调字典辞书对于国语运动的作用，“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的第一次大会确定的该会的任务有五项，其中之一就是“编辑语法、辞典等书籍”。“国语统一筹备会”先是设立“国语辞典编纂处”，其后易名的“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更将辞书编纂作为该会“立法”的任务提出(“议定方音符号及关于国语文字上各种符号，编定通行字汇辞典之类。”)，可见其重视的程度，并因此将“国语辞典编纂处”改名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下设汇集、调查、整理、纂著、统计五个部。 　　在所有这些有关国语运动的组织及活动中，从“国音统一”、“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到“汉字改革”、“国语文法”等等，无不活跃着黎锦熙先生的身影，同时他还都是其中的领军人物、骨干分子。最早的《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就是由“国语研究会”委托他拟定的。 　　辞典编纂也是如此，1917年他就向当时的教育部提出编纂《国语辞典》的建议，“国语辞典编纂处”及其后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都是由他大力促成的。他并且领导编纂处的工作达三十余年之久。1932年《中国大辞典》开编时，他和钱玄同共任总编纂，并且做了许多具体工作(见下)。 　　第二，对辞书的使命与功用具有深刻的认识。 　　黎先生以辞书作为国语运动、汉字改革重要成果的体现与标志，他满怀激情地呼吁：“要对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因而不能不给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账，以资保障而便因革，则具体化的工作，唯在‘辞典’，唯在‘大辞典’!‘国语’又嫌流于狭义，就叫‘中国，大辞典吧!” 　　这个大辞典的功用有三：1、“给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账，以资保障而便因革”；2、“用正名辨物‘谐声增文’的方式，使国人之精神思想渐趋于系统化、科学化，以为现代和将来所需要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建树一个基础的新猷，以资准确而便应用”；3、因汉字需加改革，使用“新文字”，所以藉辞典而使“汉字所能表达的一切，固有的高深、曲折、精密的观念，决不令其消失”。 　　第三，对汉语发展历史的全貌具有独到的观察与勾勒。 　　在《国语辞典》的序文中，黎先生认为中国语文的发展演进可以分为七个阶段：第一，原始阶段，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第二，图像文字阶段，“包括六书中的‘指事’‘象形’‘会意’三项在内”；第三，主音的六书“假借”阶段，“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第四，主形的六书“转注”阶段，“凡把另一个字‘转’移做一种符号来‘注’这个假借字之义的，概曰‘转注’”，“‘转注’就是‘形声’的起原”；第五，六书“形声”的普遍化阶段，包括产生“突破字形，藉表字音”的简体字；第六，“文字‘切音’和国语统一的运动”兴起阶段，“民初而注音字母的制作成，而白话文学兴，而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最近则儿童和民众的课本读物皆须行用‘注音汉字’”；第七，“国语罗马字”阶段，即“主‘音’的新阶段”。 　　他认为现阶段国语运动的使命，即“语文工具革新之完全的工作”，就是：“一，汉字改良，用简体字(追认和审定)，这是过去残余阶段(即第五，‘前’阶段)的‘完成’工作；二，汉字改换，用注音符号(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