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儒学对文学影响及表现.docVIP

魏晋儒学对文学影响及表现 　　[摘要]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 　　[关键词]魏晋儒学；文学；互动 　　 　　目前，学界对魏晋文学与儒学的交融互动情况关注较少，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原因，从思想层面看，魏晋玄学兴盛，儒学虽是此期的统治思想，但多体现出中衰及保守特征，不及玄学更受士林及统治上层的推崇；从文学观念的发展看，学界多注重魏晋文学在抒情性及形式美等方面的突破，强调魏晋文学与儒学疏离的一面，而对它继承先秦两汉儒学文艺观的另一面缺乏足够重视；从人格涵养的形成看，魏晋刑名法术、老庄佛学与儒学形成争鸣局面，文人的人格层次、价值观念更趋丰富多元，而学界较少注意到魏晋儒学对文人的显在作用已转为潜在的影响；从文学创作上看，学界多津津乐道于魏晋文学的玄化特征，如对玄言诗、玄言赋的研究日趋深入，却对此间流露出鲜明儒学思想意趣的诗文关注不够，对其艺术特征和成就的评价也相对较低。笔者认为，虽然魏晋儒学萧条以及文学自觉化进程加速是造成两者关系松动的决定性因素，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外在表现形式仍呈现出深入、广泛、多样等特质。因此，笔者拟从以下四方面加以探讨。 　　 　　一、魏晋“文学”、“文章”观对儒家政教观的吸纳与文学化特征的凸显 　　 　　魏晋时期文学意识已趋于独立，然而其与儒家教化原则又具有并行不悖、勾连互动的特点，通过考察此间“文学”和“文章”两个观念的演变就可以看出。魏晋“文学”具有多重含义，如作为儒家经典文献、礼仪典制之学、学校庠序、军府或太子属吏等。除此之外，魏晋“文学”还多包含辞章才艺与儒家经典之学的双重内涵。如曹操《百辟刀令》说：“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者，将以次与之。”阮籍《与晋王荐卢播书》说：“潜心图籍，文学之宗；敷藻载述，良史之表。”张华《答何劭诗》其二说：“虚恬窍所好，文学少所经。”庾亮《武昌开置学官教》说：“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纶者，建儒林祭酒。”上述“文学”大多融合辞章与学术两个层面，然而辞章的意义比重已非常大。如陆机《谢吴王表》说：“复以颇涉文学，见转为殿中郎。”《与吴王表》又说：“臣以职在中书，诏命所出。臣本以笔札见知。”可见，“笔札”之才才是陆机以“颇涉文学”迁升的直接原因。总之，魏晋“文学”一词虽为组合概念，但其对文学创作才能的偏重非常明显，这已与先秦两汉时期大为不同了。葛洪说：“圣人实之于文，铸之于学。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他已将辞章之“文”与经典诸子之“学”区别并列，“文”的独立价值自然被突出出来。吴人陆景《典语》亦称：“所谓文者，非徒执卷于儒生之门，摅笔于翰墨之采，乃贵其造化，礼乐之渊之盛也。”陆景特意指出“文”具有“执卷于儒生之门，摅笔于翰墨之采”的两重性，体现出魏晋文学观从先秦两汉文章博学向缀篇修辞的过渡状态。 　　“文章”一词，魏晋之前除指色彩条纹外，主要指儒家典章制度、经典文献等。两汉“文章”已多有文学化的含义，魏晋则呈深化之势。如夏侯惠《荐刘劭》说：“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华覆《上疏请召还薛莹》说：“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葛洪《抱朴子》说：“观此二人(指陆机、陆云)，岂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上他们无疑充分认识到“文章之士”与“制度之士”或“儒雅之士”与“文章之人”的不同，并有意识地突出“文章尤妙”、“记述之才”的独特价值，“文章”文学化色彩显然加深了。应该说，魏晋“文章”较“文学”更接近后世文学观念。如魏明帝《诏何桢》说：“扬州别驾何桢，有文章才，试使作《许都赋》。”陆云《与兄平原书》说：“文章当贵经绮。”。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由此可知，魏晋士人将“文章”作为对诗赋创作的概括之辞，已与后世文学观念差别不大。正因如此，魏晋文学总集也往往冠以“文章”之名，如挚虞《文章流别集》60卷、《文章流别论》2卷、《文章志》4卷，荀?浴段恼滦鹇肌?10卷等，即是其例。《文章志》、《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论》乃是挚虞对汉魏辞赋及其他应用文体创作搜罗、编选以及评骘高下的成果。他总结“文章”的意义说：“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挚虞在“文章”中寄寓深厚的道德教化意蕴，无疑顺承了汉代儒学化的文学观念，同时其外延也扩大到诗、颂、诔、箴等方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