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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之前诗言志内涵流变探析 　　摘 要：“诗言志”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其所言之“志”的内涵，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经历了集体意识的“神人以和”、工作职责的“讽颂治国”、个人感情的自由抒发3个阶段，所言之“诗”的创作者，也相继经历了巫祝集体创作、采诗官的职责创作、个人自由创作的变化。 　　关键词：诗言志；神人以和；讽颂治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7-0099-03 　　学术界普遍认同朱自清先生提出的观点――“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但是对“诗言志”之“志”与“诗言志”之“诗”的内涵界定却一直存在着争议。探讨“诗言志”范畴，关乎了诗的源头和本质，关乎了上古时期“诗、乐、舞”同源的现象，关乎了君民的治国安邦愿望。对于“志”内涵的理解，有两种较为普遍的认识：一种认为“志”是排斥个人情感的理性意志；一?N认为“志”理性和感性的统一。文中不再将“诗言志”之“志”分为理性意义或感性意义来理解，而是在尊重原著、尊重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厘清“诗言志”内涵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的发展变化情况。 　　一、《尚书?尧典》：神人以和 　　“诗言志”范畴最早出现在《尚书?尧典》，时人对“诗”内涵的界定与当时的所谓“诗”“乐”“舞”一体，以及“诗、歌、声、律”一致的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为“乐”之目的乃是教育贵族子弟。《尧典》中曾经这样记载道：舜帝任命夔作典乐之官，用音乐教导年轻人，让年轻人具有宽厚雍容、严谨肃穆、刚强正直、豁达大度、不傲气逼人的品格。音乐具有这样功能的原因乃是“和”，即音乐陶冶人之性情，不可不及或太过。 　　其次，时人认为“诗、歌、声、律”是一致的，强调为“诗”的最终目的乃是“神人以和”。如何形成“神人以和”呢？《尧典》回答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神人以和……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乐”之“和”是为教育贵族子弟，为“诗”的最终目的乃是“神人以和”。音乐可以把“胄子”教育为品行高尚的人，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百兽和神明。所谓“教胄子”“悦神明”“化百兽”皆由“乐”之“和”达到，而“乐”的核心是“诗”，“诗”的核心是“志”，因而“诗言志”之“志”是为了“感神明”“化百兽”“教胄子”，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神人以和”。 　　最后，当时的诗或有关论述也印证了“诗言志”的目的是为了“神人以和”。如：“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伊耆氏蜡辞》）[2]；“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山海经?大荒北经》）[3]；“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吕氏春秋?古乐》）[4]以上3例中，有的是先民祈求农物丰收的祝祷；有的是先民集体的咒语；有的是颂神祭祖、祝祷丰年的祷文；先人的这种表述都是指向神的，希望通过“诗”的形式达到集体的目的。还有，《礼记?乐记》中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5]。此处，“诗乐舞”一体，“诗”言人心中之感化神明之志；“歌”咏诗之声；“舞”动神之容。“诗”只是器皿或者工具，是承载集体志向的。再有，李泽厚认为：“……当时所谓的‘诗’，是在宗教性、政治性的祭祀和庆功的仪式中祷告上天、颂扬祖先、记叙重大历史事件和功绩的唱词。它的作者是巫祝之官……”[6]。那么，显而言之《尚书?尧典》的“诗”是“巫祝之官”的祷告之词，“志”是“巫祝之官”表达的“神人以和”的愿望。 　　上述可见，《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明显的集体功利色彩，诗歌的创作者也往往是能够通向神灵的巫祝，“诗”言“志”的目的是为了“神人以和”。 　　二、《诗经》：讽颂治国 献诗陈志 　　东周末年，有实力的诸侯王取代了相对统一的周王朝，士大夫们陆续登上历史舞台，“诗言志”内涵也发了变化，由《尚书?尧典》中“神人以和”的集体意识逐渐转化为《诗经》中“讽颂治国”“献诗陈志”的具体治国理想，即对“诗”所言之“志”有了具体的界定。 　　就目的而言，“诗言志”之目的是讽颂治国。“诗”言“志”的内容从“神人以和”到“讽颂治国”的变化，究其缘由而言，乃是此时天子失志。《诗经》收入诗歌305篇，就内容而言分为“风”“雅”“颂”3个部分，其中“颂”诗有40篇，主要内容是关于宗庙祭祀的。“颂”诗的创作目的已经由“取悦神明”到“讽谏帝王诸侯”。 　　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通过分析《葛履》《墓门》《四牡》《节南山》《何人斯》《巷伯》《四月》《卷阿》《民劳》《桑柔》《崧高》《?A民》12首诗歌，强调了“这些诗的作意不外乎讽与颂，诗文里说得明白。所以‘言志’不出乎讽与颂……”[7]。再结合《毛诗正义》对这12首诗的做诗目的之分析：《葛屦》，刺褊也……《墓门》，刺陈佗也……《四牡》，劳使臣之来也……《节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