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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对道教影响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虽然已经趋于沉滞，但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这从当时的儒道关系可见其一斑：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东晋以后，随着神仙道教主导地位的确立，道教和上层社会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士大夫奉道者大幅度增加，道门中人多儒道双修，在当时礼学研究之风盛行情况下，也多以阐弘儒家礼教为务；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宗、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支柱，在这些道徒心中发挥极其巨大的影响，取儒学以弘扬其教就变得更为自然，许多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被他们改造为道教的戒律规范而成为教徒必须遵循的行为法则，道教于是被正式纳入到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秩序的统一体系之中了。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儒学；道教；戒律规范；伦理道德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7)02―0101―06 　　 　　儒家思想在名教名义下，形成汉代的制度，支配意识形态，创造各种道德价值和精神理想，然而随着它所支撑的汉帝国的瓦解，自西汉武帝以来“定于一尊”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不过，虽说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趋于沉滞，但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当时士大夫教育的基本内容依然是《孝经》、《论语》等一系列的儒家经典，特别是门阀士族阶级为严格“士”、“庶”间的差别、巩固自身名分和地位而特别注重礼仪，使这一时期的礼学异常发达，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古代礼籍的考核和注释，如马融、郑玄、卢植、蔡邕、王肃等对《周礼》、《仪礼》和《札记》等礼学经典的疏释；二是将礼学的观念和原则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如何加以具体实施展开讨论，进而制定当代的礼仪制度；三是“纳礼入律”，三国时魏律在汉儒“春秋决狱”以经解律的基础上将《周礼》中的“八辟”制度直接纳入律中(即所谓“八议”)，晋时复将礼中的“服制”列入律典，确定“准五服以制罪”原则，自是至南北朝，礼律进一步融合，儒家“礼治”的核心内容“三纲五常”融于律典中，不再仅仅是道德的戒律，而且成为法律的规范。所有这些，特别是“纳礼入律”使礼的原则法律化，从而在儒家礼制的基础上构筑起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与法律规范，对当时社会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拟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道关系为视角，谈谈这一时期的儒学对道教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对于儒学和以儒家礼制为基础的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存在有一个逐步认同的过程。张角黄巾起义失败了，太平道从此销声匿迹；而五斗米道自张鲁归降曹操后，向上层社会渗透，并与神仙道教结合起来，逐渐向正统官方化转变；但是，各式各样的民间道教流派依然活跃在魏晋历史舞台上，他们对于以儒家礼制为基础的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并不完全俯首帖耳，往往“幻惑众心”使之“不复相顾君臣之礼”，甚至“威倾邦君，势凌有司”，“招集奸党，称合逆乱”，如南朝齐梁之际的刘勰《灭惑论》所指斥的那样：“是以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轻立民户，瑞无虎竹而滥求租税。糜费产业，蛊惑士女，运屯则蝎国，世平则蠢民，伤政荫乱。”这些民间道派的“非礼无法”行为使得魏晋统治者心存戒惧而对道教一直严加防范，这种状况不利于道教本身的发展，也妨碍了神仙道教与封建地主阶级的进一步结合，因此葛洪起而对民间道教展开了猛烈抨击，急于要把这些“异端”驱逐出去，欲按照“以忠孝和仁顺信为本”的儒家伦理道德要求把民间道教引向神仙道教。正如王明先生所说，就道教发展史来观察，葛洪确是一个关键性的重要人物，他抨击民间道教的活动那么起劲，民间道教的社会活动基本上从此一蹶不振；他大力提倡神仙道教，神仙道教从此取得主导地位，在上层社会盛行不息。从东晋至南北朝的各道派如灵宝经派、上清经派、天师道派等大体上就是在神仙道教的轨道上运行。 　　与民间道教不同，神仙道教同上层社会联系紧密，代表上层社会官方意识。魏晋以后封建士大夫奉道者大为增加，陈寅恪先生说：“东西晋南北朝时之士大夫，其行事遵周孔之名教(如严避家讳等)，言论演老庄之自然。玄儒文史之学著于外表，传于后世者，亦未尝不使人想慕其高风盛况。然一详考其内容，则多数之世家其安身立命之秘，遗家训子之传，实为惑世诬民之鬼道。”正是由于大批封建士大夫的纷纷奉道使五斗米道渐脱去其民间道教的外衣、显露出神仙道教的特色，也促成了道教对儒学态度的根本性改变。由于这些道教徒原有学习儒学的经历，曾受儒家礼教的熏陶，很自觉地就成为了这种礼教制度的维护者，故撰著立言多以阐弘礼教为务。 　　葛洪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虽为道教徒，葛洪却是儒道双修，他深通儒家经籍，据《抱朴子外篇?自叙》所言，他16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无不暗诵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且著述宏富，据王明先生《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