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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科技价值观 　　摘要：以实用和功利为目的的工具理性价值观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价值观的主流。在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异彩纷呈的景象，而且科学技术领域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以及优秀的科学成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时，注重穷根究源的理论探索以及发掘科学自身的美与价值，呈现出一种为科学而科学以及追求科学自身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工具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盛行，与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并驾齐驱，各领风骚。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科技价值观；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5.021 　　魏晋南北朝上承两汉，下启隋唐，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大统一中间的一段分裂动荡时期。然而，这种缺乏统一中央集权的分裂状况却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在这段被有些学者誉为“小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涌现了诸如祖冲之父子、刘徽、陶宏景、贾思勰、裴秀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以及他们所留下的优秀的科技成果。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科学文化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人们关于科技价值观的思考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可谓是别具一格，不同凡响。 　　一、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日益彰显 　　与先前的秦汉及后来的隋唐相比，缺乏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使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自由与解放。这一时期的很多科学研究活动并不是在中央集权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为实现某一具体目标有组织地展开的，而是科学家从个人的兴趣出发，注重享受穷根究源和理论探讨的乐趣，自愿自觉而为之的，从而使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得到了极大的彰显。朱亚宗先生在《中国科技批评史》里写到：“中国古代在先秦时期即有墨家与名家的纯粹理论兴趣，后来虽然长期中断，但到汉魏之际又萌发一种自觉的科学主义思潮。汉魏之际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时代。哲学抽象思辩的发展，文学独立意识的自觉，书画艺术的突破，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已是众所周知，但是史学家们毫不例外地忽略了这一时期的一个重大思想变化：从汉末经世致用的科学价值观到魏晋科学主义价值观的转折。”冯天瑜先生也指出：“魏晋南北朝的科技却一反传统，具有一种‘非实用’趋向。刘徽的《九章算术注》是一部纯理论探讨的数学著作。它不但推证了原书各面积、体积公式的正确性，而且还在推证过程中，提出了似盈补虚与曲入相补原理来贯通各公式之间的关联，从而将《九章算术》的几何知识构造成一个理论体系。祖冲之父子推证球体体积的方法以及推算圆周率的巨大成功也具有‘作纯理探讨’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比如，祖冲之父子、刘徽、赵爽、陶宏景等等。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大都没有受到为实现既定目标的干扰，而是进行着一种自由自在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式的探讨。尤其是作为数学家的刘徽和赵爽更是从理论探讨和对科学的问根究源中获得了纯粹的科学乐趣及对科学美的享受。 　　刘徽的数学观包括对数学根源、数学价值以及数学方法等方面的思考。作为一个数学家，刘徽对数学的感情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和兴趣。他除了从事传统意义上的数学应用工作外，还从纯科学的角度出发考察和探求数学的根源：“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作为一个数学家，刘徽从本体论的角度去“总算术之根源”，这就表明刘徽对数学的感情远远超出了经世致用的价值观，进入了一种为数学而数学，追求数学的纯粹自身价值的高超境界。而且，刘徽还感叹当时少有数学爱好者，他以“当今好之者寡，故世虽多通才达学，而未必能总于此耳”。来表达其意。刘徽认为科学研究的动机重要的是兴趣，而不是表层的理解与掌握，因此他感叹的是“好之者”寡而不是“知之者”寡。在序言末尾，刘徽用“博物君子，详而览焉”。来表明他眼中的读者应该是“博物君子”而非实用之徒。 　　在数学的价值问题上，刘徽认为数学美的价值要高于其实际应用价值。这一点在《九章算术注》的序言中可以得到印证：“徽以为今之史籍且略举天地之物，考论厥数，载之于志，以阐世术之美。”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徽从事数学研究的动机和目的是发现和阐述它的美妙。对科学美的追求是发掘科学终极价值的主要目标，也是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的主要特征。正如著名数学家彭加勒所说的：“科学家研究自然，并非因为它有用处；他研究它，是因为他喜欢它，他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以阐世术之美直接表达了刘徽对纯粹数学美的价值追求。在《九章算术注》中，刘徽将数学的理论价值置于其实际应用价值之上：“且算在六艺，古者以宾兴贤能，教习国子。虽日九数，其能穷纤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