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同学会和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作用和历史定位.docVIP

黄埔同学会和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作用和历史定位 　　本文对黄埔同学会和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的作用和历史定位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它们是全方位掌控和护佑中央各军校毕业生群体的机构，是国民革命军的人才储存库和供给源，是国民革命军传承黄埔精神的保证，也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参与者，同时是黄埔系形成的有力推手，及黄埔系萌生和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更是“黄埔系”核心结构的重要一环。 　　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于1937年2月11日向国民政府呈请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以下简称“毕业生调查处”）备案。我们依据这一报告及所附该处的组织条例、系统表和编制表（杨守礼、黄胜利《蒋介石呈请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备案》，《黄埔》2018年第1期），再辅以其他相关资料，对黄埔同学会和毕业生调查处的作用及历史定位做一些分析。这一课题对黄埔军校研究十分重要，本文的分析和探讨，仅作抛砖引玉之用。 一、全方位掌控和护佑中央各军校毕业生群体 　　毕业生调查处组织条例的第三条规定的该处权责，几乎囊括了与毕业生相关的所有方面：调查、登记、指导、考核、通信、统计、奖惩、介绍工作、特殊救济、临时召集、训练、呈请分发任用、择优保送国内外升学及呈请开复学籍等。毕业生调查处的这些权责，实际上是黄埔同学会权责的继续和发展，对毕业生的任用和仕途升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抗战名将郑洞国（黄埔1期）在其回忆录中提到黄埔同学会（后为毕业生调查科、处）对他升迁过程的影响：1927年“四一二”之后，“我们这些平时被认为思想左倾，与共产党人往来密切的军官，都做好了被撤职或遭捕杀的准备。以后我本人虽然未遭杀头之祸，亦未被撤职，但却在军队中长时期得不到升迁。数年后，当时担任黄埔同学会负责人的1期同学黄雍告诉我，在该会掌握的黑名单上，我早已被列入共产党嫌疑分子，经他发现后，始将我的名字从中抹去了”（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郑建邦、胡耀平整理），59―60页，2008年10月，团结出版社）。 　　据黄雍本人回忆，郑洞国早在1926年底就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的团长，1927年“四一二”之后一直到1932年初，历时5年多，几次调转，但还是团长职务，这在黄埔前几期毕业生中是很少见的，他因此很郁闷。大约1931年底、1932年初期间，就向黄雍吐露了心中的纠结。黄雍与郑洞国、黄杰关系都很好，他就在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找到黄埔同学会的档案（此时黄埔同学会已奉命解散），查看了关于郑洞国的调查记录，发现有共产党嫌疑的记载，黄雍证明他不是共产党员，就将这个嫌疑抹去了。黄雍然后打电话给黄杰（此时郑洞国正在黄杰为师长的第2师任团长），告诉他黄埔同学会档案已经排除了郑洞国同学的共产党嫌疑，不影响升迁。这样不久郑洞国就升任了旅长，以后大约3年一跃升，1938年已晋升为98军军长。1944年9月，更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成为取得辉煌战功的抗战名将，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并在国民党六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这个例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黄埔同学会（及后来的毕业生调查科、处）对毕业生任用升迁的重要影响。事实上，1927年5月6日蒋介石就电令“清党委员会”委员陈群：“凡黄埔学生有共产嫌疑者请解黄埔同学会审查。”可见在那个时期，黄埔同学会对于黄埔学生的重要性，绝不止于仕途升迁，甚至关乎生命安全。当然，蒋介石重视对黄埔学生的控制，同时注重思想的控制，他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对他们进行“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灌输，使他们把“服从校长、忠于领袖”变成军人的天职。 　　从黄埔同学会到毕业生调查处，对毕业生的登记调查是最基本的工作，此外，还会对登记失业的毕业生给以救济。1935年9月至1936年12月，经毕业生调查处救济者计3520人，同时，还会根据个人的经历呈请分发任用，或进入训练班加以培养，然后再分发任用。杜聿明（黄埔1期）1927年“四一二”后，由武汉逃往南京见蒋介石，蒋亦令其到黄埔同学会登记，后在张治中负责的校阅委员会任职。8月13日蒋介石被迫下野，校阅委员会撤销，杜聿明失业，只好靠南京黄埔同学会每月12元津贴维持生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杜聿明将军》第2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12月）。像杜聿明这样受蒋介石器重的学生，当年都接受过这样的津贴补助维持生活，更何况一般毕业生。 　　又如毕业生调查处处长刘咏尧（黄埔1期，与邓小平、左权同班的留苏生）1939年6月12日呈报，军校同学吴淡人和马西潘遭日机轰炸分别牺牲和重伤，请求按抚恤条例分别饬升为少将和上校，并一次性分别给予抚恤金1500元和500元，蒋即批示“照准”（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20-082）；1940年，中央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