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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研究应注重回应性与本土性 　　在法学研究应当关注法的回应性和本土性业已成为人们共识的今天，论证经济法研究应当注重回应性和本土性这个命题似乎是一项多余的工作。但笔者以为，对不同法学学科的研究而言，回应性和本土性的要求程度是不一样的，而经济法研究尤其应当彰显其回应性和本土性，这意味着经济法研究的回应性和本土性仍有特别强调的必要。 　　1　完善经济法是保证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市场和谐共处的重要前提之一，这是由于：经济法作为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形式，时刻以矫正市场机制的不足为己任。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范围并不恒定。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的各自作用限度在哪里?这一问题没有最终正确的答案。理想的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作用的程度范围不可能由一成不变的原则来决定，而必须依赖尝试与失败，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相应的法律和政策调适，以使国家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产生合力作用。显然，需要由国家进行干预的经济关系具有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特质，从而使经济法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内容。回顾经济法推陈出新的演变历史，不难发现：一战期间，出现了德国《煤炭经济法》等“战时统制法”；20世纪30年代，美国颁布了《葛拉斯――史蒂格尔银行条例》、《农业调整法》、《全国产业复兴法》等“危机对策法”；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复兴经济法”，包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消费者基本法》、《外汇、外贸管理法》等。总之，无论借助逻辑分析抑或历史考察，经济法的时间性和变动性均得以显现。 　　经济法的时间性特征，要求我们运用动态的而非静止的辩证方法对经济法进行学理研究；易言之，为契合研究对象的发展需要，经济法学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对变动不居的现实予以频繁和适时的回应。这就意味着，经济法研究要注重回应性。问题意识是理论研究的起点。经济法研究的回应性，是通过对旧问题的层层剥离和对新问题的不断发掘而逐步展现的。学界普遍认为，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出现了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的诸多失灵问题，而彼时，民法学等传统部门法学无法运用固有理论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性工具和学理性解释，为回应上述困境，经济法学得以勃兴。此后，经济法研究路径的每一步延伸，都是为了回应市场经济和法制发展的客观需要。如，为应对政府失灵所带来的问题，经济法学的逻辑起点经历了从国家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的转变；为避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经济法研究从单一强调国家干预市场转为既注重国家对市场的适度干预，又强调国家干预市场权力的规范化运作；为回应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对社会问题的日益关注，经济法学逐渐从其基本研究框架中将社会法分离出去，从而催生出一门新的部门法学；为克服规范分析方法的局限，经济法研究引入了经济分析方法等。总而言之，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自其产生伊始，其基本内容和方法就一直紧密联系并屡屡回应经济法治运行所遇到的种种具体问题，从而时刻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事实上，各部门法的性质演变均无法逃脱时间律的控制。如民法作为调整一定时间维度下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部门，也具有时间性和变动性，但民法与经济法在时间性的表征上判若云泥：古老的罗马法确立的民法基本规则至今适用，1804年资产阶级的第一部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现在依然有效，以上例证足显民法和经济法在时间性上的差异。与研究对象的特点相适应，经济法研究突出的回应性为民法所不及。经千年洗礼而自成体系的民法研究，通常旨在对于市民社会中普遍且一般的财产关系及人身关系所形成的自生自发秩序进行确认，研究内容虽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也存在些微变化，但总体来看，其对市场规律或市场机制的高度认同并不会为回应某些自身无法解决的新问题而随时间推移发生改变。此外，规范分析的传统研究方法也加深了民法研究的自我封闭性。而经济法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方法时刻以回应现实需要为己任，与民法研究相比，经济法研究更需注重回应性。 　　由于经济法调整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时常处于变动的状态，经济法研究也要不断丰富内涵以指导经济法制度变迁。以经济法学界近年来对政策性银行法转型的研究为例，政策性银行法是国家为规范政策性银行的组织制度和行为制度而出台的金融法，设立政策性银行的目的是为了弥补金融市场的缺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性银行产生了融资制度僵化、运营效率低下、缺乏透明度等问题，而有沦为“国家第二财政机构”之虞，这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过度干预密切相关，是政府失灵在金融市场中的典型表现。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向夹击下，传统的政策性银行有必要转型为开发性银行。经济法研究需及时回应这一变化，为相关金融市场的法制发展方向提供理论指引，适时推动以规范开发性银行组织制度和行为制度为主旨的开发性银行法的出台。这一法制转型为我们注重经济法研究的回应性提供了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