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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平气与研究抗战史 　　台湾对抗战史的研究，基本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反映共产党抗战的不多。 　　 　　在长期从事抗战史研究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李蓉看来，如今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今天开放的社会氛围里，修史如何能令人信服。 　　“现在抗战史研究已经走出了过去和中共党史或者中国革命史基本相同的范式，突破了单纯的政治、军事史的研究框架，展现了更多的内容。”她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党史书写模式在变化 　　 　　《?望东方周刊》：修抗战史，都经历了哪些阶段? 　　李蓉：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就已经开始“写史”。1940年晋察冀边区的冀中区发动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后出版了《冀中一日》，真实生动地反映冀中军民的抗日生活和斗争。 　　盛世修史。新中国成立后，一批退居二线的老红军、老八路纷纷在回忆录里提到这段历史。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的工作机构和队伍成立，开始系统收集抗战史资料。 　　军事科学院主要从军队史和战争史角度进行研究。在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后发表了一批抗战史研究成果。如军事科学院出版三卷本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很有分量。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撰写、出版了《中华民族抗战史》。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则开辟专章讲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 　　改革开放前，抗日战争研究还是比较零星、分散的，受政治环境影响也是难免的。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分寸不好掌握。所以在这时期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中国的抗日战争往往被写成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战争。对中共和敌后战场反映比较充分，而对国民党和正面战场，以及其他党派阶层的抗战，则写得比较简略，批评和否定的内容也写得比较多些。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以资政育人为宗旨的历史研究也更强调学术研究、尊重历史的方向。 　　《?望东方周刊》：有人认为这种写史方式是“党派抗战史”? 　　李蓉：这个表述不准确。从中共的抗战经历出发写史，为现在执政提供经验教训和总结规律，这个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共抗战史和中华民族抗战史相比各有侧重，中华民族抗战史涉及的面可能要更宽泛一些。 　　针对这种“以点代面”的偏颇，胡绳早就提出：中华民族的抗战史是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参加的抗日斗争历史，不仅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许多爱国党派也主张抗日，不能否定和抹杀他们的贡献。因此，修中国抗战史，不可能不涉及中国社会各阶级、党派、团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中共的友党、友军，他们都是抗战的参与者。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抗战史，研究路径由原来比较单纯的中共党史内容扩展到全民族的抗战史研究上来。与此同时，抗战时期的党史研究本身也在继续深化。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修史主体不断壮大、修史手段渐趋多元、修史客体的外延扩大内涵深化三方面来探讨。 　　首先就是，抗战史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书写手段逐渐多元。除了专门的研究部门，还有大专院校等单位的学者也参加了修史。 　　 　　中共史观更开放了 　　 　　《?望东方周刊》：官方修史、学者修史和民间修史的路径、侧重点、模式有何不同? 　　李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是共同遵循的，虽然各自的角度和兴奋点不完全相同。所谓官方、民间修史，其实都是学者修史。同样是研究部门，研究角度和兴奋点也会不完全相同。 　　如一些社科院的学者，他们比较注重运用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擅于实证性考察，以小见大。这对抗战史的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可以帮助人们更细致、具体地了解历史，也可以开拓研究的视野。从研究对象来看，有不少文章是从政治、军事向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史等多角度转变。 　　一些大专院校的学者也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研究抗战史。比如南开大学的学者在研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迁方面就取得不少成果，对抗战史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方针其实跟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反映历史、党史，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角度。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细菌战、化学战、重大惨案或者慰安妇问题，这都是过去党史和抗战史研究中曾经比较单薄、推进比较艰难的一些课题。现在通过许多学者和热心人士的努力，借助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把日军侵华期间的非人道罪行加以揭露，并把资料留存下来。这也是在固化历史，教育后人。 　　《?望东方周刊》：抗战史研究内容上有什么变化呢? 　　李蓉：中共抗战史不完全等同中华民族抗战史。以前的抗战史研究比较关注战争，现在却扩展开来，既有战争，也有社会生活的变迁、社会心理的变化、政治生活中的民主运动、全国的抗日文化运动等等。 　　以前史学工作者的视野和资料局限或侧重在敌后根据地的建设，现在扩大到全国，除了根据地，还有沦陷区、还有国民党区域；过去侧重于共产党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