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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 何满子先生 　　数年前，惊闻满子先生谢世，不禁脱口而出“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笔者与何满子先生交往近三十年，陡闻此变，与悲伤一起涌上心头的还有那些枝枝蔓蔓的往事。 　　一 　　我与满子先生初识于1981年10月，彼时安徽滁州正举办纪念吴敬梓诞生28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范宁、霍松林、何泽翰、何满子、章培恒、宁宗一、李厚基、平慧善等全国各地研治古代小说的专家学者数十人，其中两位何先生都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研究《儒林外史》专书出版的学者。尽管此前有很多论文发表，也发掘出不少资料，但以专书呈现给读者的不能不说是从两位何先生始。何泽翰先生的《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于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而何满子先生的《论儒林外史》，更于1954年即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再版，1981年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第三版。因此，会议中便与两位何先生多有交谈。因为满子先生是浙江人，而在天津任教的李厚基先生、杭州任教的平慧善先生也是浙江人，我虽是南京人，但1950年负笈杭州，四人常不自觉地聚在一起闲谈，于是乃有“浙东学派”的戏称。 　　与满子先生第二次相聚是1984年在南京召开的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第三次畅游则是1986年在安徽全椒吴敬梓纪念馆开馆并进行学术研讨会上。此后虽偶有聚晤，大都匆匆一面而已。因此可以说与满子先生的相聚都与“吴敬梓?儒林外史”这一题目有关。 　　不但聚首如此，连通讯也大多离不开这一题目，重检满子先生的十余封信（元旦、春节互致贺片不计），第一封信落款是1983年8月7日，最后一封信则是2007年11月8日写的。这两封信都涉及这一题目。不妨就此二信略作叙说。前者是缘于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人看到我发表于1977年初的《吴敬梓身世三考》，便于是年8月来函约我撰写《吴敬梓研究》书稿。与我联系的是该社古籍编辑室主任陈邦炎和责编邓韶玉两位先生。1982年初夏交齐稿件。11月，我收到总编室寄来的审读意见，对书稿做了充分肯定，“惟论艺部分”尚可再做补充。我便根据他们的意见，加以充实，于1983年春寄出。不久，收到满子先生于8月7日写的信，信中写道“美林兄：大作已由高章采同志交来，粗读一过，甚觉焕然一新，论据既有所充实，论断亦更符实际，争取九月发稿”云云，我方知拙作乃由满子先生审定的。此稿于1984年8月印出，作为1984年10月召开的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赠书。进入新世纪后，当我将刚见书的《儒林外史研究史》寄赠满子先生时，他于2007年11月8日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说“美林兄：蒙惠赐新撰《儒林外史研究史》，敬谨拜领，感激无既。兄真是为吴敬梓拼搏大半生，成绩卓?慰晒郏?中国研究儒林第一家也”。 　　由此可见，与满子先生近三十年的交往，无论聚首还是通讯，都离不开这一“题目”，自然，悼念文字也就离不开这一“题目”。 　　二 　　满子先生做过记者，当过编辑，也任过教授;出版有学术著作，也写过不少旧诗，创作更多的则是杂文。一般说来，杂文作家必须关注现实，要抱着满腔的热情观察社会，感悟人生，而后方能写出切中时弊、发人猛省的杂文来。在《零年零墨》杂文集的“前记”中，满子先生说，“对文化的滑落、逆流的泛滥，却实在熬不住要表表态，自以为也是一种使命”。即便在他所创作的《一统楼打油诗钞》中的旧体诗，也无一不透露出满子先生对现实人生的深邃的思考。 　　在满子先生审读、评论拙作时，我也感受到他这种精神。如收入《吴敬梓研究》中的《论〈儒林外史〉“幽榜”的作者及其评价问题》，原是就《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1期发表的《关于〈儒林外史〉的“幽榜”》一文而写成的，发表于同一刊物1979年第4期，拙作此文乃是针对胡适、赵景深以来的一些研究者对“幽榜”一回作者的考证做了一些探析。该文收入《吴敬梓研究》时，审读意见提出“此文可成一家之说，唯晚近对此问题及《儒林外史》回数问题，颇有新说”，并举出1982年《学术月刊》、《复旦大学学报》所发表的几篇文章，认为“其说如何，固可商榷，但系最新材料，又与本文相关，似可略作引述”。于是我便在该文一、二节之后增写了第三节，专就笔者原文发表之后出现的“新说”表示了一己之见，得到满子先生认可。 　　对社会现实予以关注，也是满子先生一贯的态度。当拙作《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于2002年1月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后，满子先生在《中华读书版》（2002年3月27日）发表《伟大也要有人懂》的书评，指出拙作的夹批，“表述了评者的世态评论和文化评论”;同时，他还引述吴组缃教授所说“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与命运，除了反右、文革、上山下乡之外，《儒林外史》里已经全有了”，进而认为“《儒林外史》迄今还有烛照世相特别是知识分子各色心态的巨大生命力”，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