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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与工资增长相关关系研究 　　摘要: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影响我国的工资增长速度?目前的工资增长率是否对汇率升值构成压力?二者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三个问题，本文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使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的方法，结果发现: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对工资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在长期(2年之后)，则会抑制工资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相对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工资增长影响的显著性，工资增长对人民币汇率升值虽有影响，但很微弱，可以近似认为汇率波动与工资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 　　关键词:工资增长；人民币升值；VAR模型；脉冲相应函数；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1-0009-05 　　 　　一#65380;引言 　　 　　对于汇率与工资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多有研究。Samuelson(1964)和Balasa(1964)认为相对劳动生产率和相对工资对汇率起决定作用，汇率取决于两国的相对价格，而相对价格则取决于两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和相对工资。在此理论下，当一国工资相对增加或劳动生产率相对下降时，本币将贬值，反之，则本币升值。葛开明(2005)从我国劳动力相对成本优势入手，认为正是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脱节构成了我国外贸长期顺差的内在原因，进而对人民币升值产生巨大压力。陈享光(2005)则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形成根源于我国相对劳动力价值或价格低以及由此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在人民币升值对工资增长的影响方面，McKinnoll(2006)有着独到的见解。通过Scandinavian模型，McKinnon得出结论: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无需浮动汇率来调节国际竞争力，相反可以通过固定汇率运用工资水平来调整，倘若工资的上涨速度能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相匹配，该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会得到调节；当汇率转成浮动汇率制后，由于对未来汇率升值幅度的预期的不确定性，劳资双方在工资谈判过程中无所适从，无形中对工资增长产生了向下的压力，这种由于浮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即为“负风险酬金”。McKinnon以日元升值前后日本的工资增长率变化为例进行说明，指出在1971年日元升值之前日本一直保持着相对于美国很高的工资增长率，而当日元美元间的固定汇率被打破后日美两国间工资增长率的差距急剧缩小，甚至大多数时间日本的工资增长率低于美国。基于日本工资增长进程被日元浮动严重扰乱的事实，McKinnon认为当前的人民币升值有可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以上两种理论似乎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逻辑上的困惑:是低的工资水平(从而劳动力相对成本的较低)引发升值压力，还是人民币升值会压低工资的自然增长速度?工资增长与人民币升值的关系究竟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这些问题做一解答。 　　 　　二#65380;工资增长与汇率关系的初步判断 　　 　　我们首先以1990以来的数据研究现实中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工资增长是否具有上述特性。图1展现了中国实际工资增长率与汇率波动之间的关系。与人民币名义汇率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相比，人民币实质有效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简称人民币实质汇率，缩写为REER)一直处于波动之中，可以更好地反映出真实汇率的变化，因此我们在此选用人民币实质有效汇率进行研究。1人民币实质有效汇率使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的数据，为指数形式(2000年为基期)，由于是间接标价法，所以指数上升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为了减少数据处理中的误差，尤其是异方差，我们对人民币实质汇率REER数据取自然对数。中国工资增长率数据(取的是实际工资，WAGE)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计算所得。样本区间取1990年至2005年，为年度数据。从图1中我们直观地发现工资增长对人民币实质汇率升值有着滞后性，这种情况在1996年之后更为明显，二者的变动趋势吻合非常一致，而且从图中可以判断有着1年的滞后期。 　　 　　仅仅依靠图表我们还不能判断人民币实质汇率与工资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进一步对人民币实质汇率与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1给出了检验结果。在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时，检验结果对滞后期长度的选择具有敏感性，由于样本容量的限制，滞后期长度仅能选取1#65380;2#65380;3#65380;4。检验结果表明，不论滞后期取几期，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无法拒绝“WAGE不是REER的Granger原因”；而当滞后期取3或4时，分别在10%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REER不是WAGE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这种结果的出现与我们从图1中得到的直观结论具有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