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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互动和近代汉学研究 　　本文通过对近代西方汉学的发展及国人对汉学的研究,以期说明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学者对“汉学”的认识与借鉴,不仅在本土对象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斩获,而且也对“汉学”的发展有所帮助与促进。在这种双重互动往复中,推动了“汉学”与中国学术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汉学;中西交通史;近代学术;汉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20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4-0013-06 　　任大援(1952―),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100027) 　　 　　西方人对中华文化的介绍与研究,如果以代表人物为标志,可以划分为马可波罗时代(14～15世纪)、利玛窦时代(16世纪～19世纪中叶)与伯希和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是从商旅、行者的游记开始,中经传教士?H路蓝缕,逐步发展为近代以来对中华语言、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民俗等全方位的研究,最后在19世纪更加专门化而走入欧洲大学的讲堂,习惯上称之为“汉学”(Sinology)。② 　　在这一过程中,从“利玛窦时代”开始,东西方文化明显地出现互动,正如佛家的“灯镜”之喻,当两张镜子面对面观照中间的一个对象(灯)时,就会出现“灯镜交光,重重无尽”的现象,形成“互融互摄”的结果。近代以降,中国学者对“汉学”经历了从关注、介绍到研究的过程。 　　中国近代国学与汉学的互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为了“国学”的发展而关注“汉学”――主要表现为包括“整理国故”在内的“新思潮运动”中对西学方法的关注,这是中国人对汉学进行研究的早期阶段;第二,利用西方“汉学”开拓的新领域和新方法来进一步发展和深入国学研究――主要表现为通过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而利用汉学成果和进一步了解汉学;第三,随着以西方人为主的域外学者对中国西部的探险考察及敦煌、考古等一系列重大发现,中国学者通过参与研究、双方合作等方式介入,使“汉学”的方法为我所用,促进了中国学术在近代的发展,从而对汉学也有所推动。 　　1919年底,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把“整理国故”纳入“新思潮”运动,同时,胡适还在《北京大学月刊》连载了一篇长文《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在这篇文章里,他称清代的音韵学为“有系统有价值的科学”。③在胡适这些文章的影响下,“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和思潮。当时,另一位提倡这种精神的大学者、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在1922年指出:“西洋发明的科学,固然用西洋方法来试验,中国的材料――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他。”④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蔡元培两位大师,并不是简单地提倡“整理国故”、回到乾嘉时代,而是强调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这里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背景。 　　就国内而言,清朝道、咸以来,“求新”之风由少数人的呼吁逐步成为学人的共识,恰如王国维所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⑤道咸以降,求新的代表人物是龚自珍、魏源等人,他们从富国图强的立场出发,呼吁国人要睁眼看世界,这对学术界也产生同样重要的影响。 　　从国际方面看,欧美19世纪末期以来,是欧洲“东方学”兴盛的时期,汉学家人才辈出。法国学者考狄(一译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编辑出版了《西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1878～1924)及补编,创办了著名汉学杂志《通报》(T’ung Pao),以这两项成果而成为这一时段早期最著名人物。考狄之后,考狄的学生法国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德国的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等,都是名噪一时的汉学家。福兰阁以《中华大帝国史》著称。沙畹于1889至1893年和1907年两度来中国,部分翻译了《史记》。他的三位学生: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éro,1883～1945)、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都是20世纪初欧洲汉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也为当时的中国人所关注。 　　早在1914年,蔡元培在法国留学时,就看到欧洲人在汉学方面的成就,因而在《学风》“发刊词”中发出感叹:“中国之地质,吾人未之绘测也,而德人李希和为之;中国之宗教,吾人未之博考也,而荷兰人格罗为之;中国之古物,吾人未能有系统之研究也,而法人沙望、英人劳斐为之;中国之美术史,吾人未之试为也,而英人布绥尔、爱铿、法人白罗克、德人孟德堡为之;中国古代之饰文,吾人未之疏正也,而德人贺斯曼及瑞士人谟脱为之;中国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