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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正讹和姐妹易嫁再评价 　　摘要：蒲松龄的《姐妹异嫁》被认为是一篇根据孙扩图《姐妹易家附记》所载故事所成功改编的歌颂美好人格的优秀短篇。通过比较，笔者认为这其实是一篇抒发作者自身命运幽愤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由于受到作者思想局限的束缚，表现出人文精神的缺失。此外，宿命论的观点贯穿小说始终，是作者对人生缺乏深层次思考的表现。 　　关键词：《聊斋志异》；《姐妹易嫁》；再评价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8)02－0037－05 　　 　　《姐妹易嫁》是《聊斋志异》中一篇很重要的世情小说，其中的“易嫁”故事既离奇又精彩，给读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据“三会本”中所录孙扩图的《附记》所言，这个故事的原型是掖县名流毛文简的婚姻趣闻。一般认为：“蒲松龄正是根据这件事的简单轮廓结合对生活的观察和认识，创作了优秀的短篇，并且创造了两个思想性格完全相反的姐妹形象，批判了那种嫌贫爱富，以相貌取人的庸俗思想。”笔者近来翻阅，两相比较，看法颇有不同。 　　孙氏的《附记》如下： 　　按：文简封翁讳敏，以孝廉任杭州府学教授。生五子，文简最少。封翁年八十余，文简官少宰，乃受封而卒。其茔地自赵宋时延葬，历有达者。至文简卒，始卜西山新阡。乾隆壬戌，予与文简裔人共修《掖县志》，曾亲至毛氏新旧两茔，揽其碑袁，征其事焉。至文简夫人一段，毕氏《蝉雪集》中所载，亦与此小异。夫人姓官氏。姊陋文简有文无貌，临嫁而悔。妹承父母意，遂代姊归文简。文简既贵，姊自恨，出家为女道士。妹馈遗之，都不肯受。清修登上寿。文简林下廿余年，颇与过从谈道，相敬重云。任城孙扩图识。(附考：余读《掖县志》，相国封翁讳敏，以孝廉任浙江杭州府(学)教授，盖自元以来，以为东莱明阀矣。《聊斋》此条，传闻之讹也。) 　　如文中所言，孙扩图是一个颇为严谨的学者，而且雅爱《聊斋》。因为他与毛公“裔人”有共事的经历，自认为掌握了有关毛公的第一手材料，感觉蒲松龄的小说中有与事实相抵牾的“小异”，故而作了《附记》，以更正“传闻之讹”。然而，蒲松龄虽自称“异史氏”，但终究不是史笔，他“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一书而兼二体”，本不承担正史的责任，所以自然无需指责。至于那个“严谨”的孙氏，态度越严谨，越显示出他不懂文学、不懂创作、不懂小说，自是“不可读聊斋，不可与论文”的迂腐之辈。 　　孙氏的“正讹”虽然大可不必，但其所言之“讹”却很值得深究，因为所谓之“讹”正是作者的用心所在，最能体现其创作的审美心理和价值倾向。 　　 　　一、毛公之讹 　　 　　小说中，最让孙扩图认为不真实的，恐怕要数毛公的身世。 　　孙氏根据《掖县志》所载，一再强调“文简封翁讳敏，以孝廉任杭州府学教授”，而且“自元以来，以为东莱名阀矣”。毛文简的父亲曾经举孝廉，并且任杭州府学教授，是一位地位较高的学官，毛氏家族亦“自赵宋以来，历有达者”的东莱明阀。可以想象，毛公出身官宦乃名门之后，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并且年少有成，在父亲去世时，已经官至“少宰”。显赫的家世为他的平步青云提供了良好的背景保障，也使毛官两族门第之间的婚姻成为必然。而在小说中，毛公的出身可谓“素微”，“其父常为人牧牛”。并且，关于毛父之死的描写更为凄惨：“牧出张家故坟，猝遇雨，匿身废圹中。已而雨益倾盆，潦水奔穴，崩淘灌注，遂溺以死。”毛父为人放牛，路遇暴雨匿身墓穴溺水而亡，与那个贵为少宰之父“封翁”毛敏相比，可谓困顿。由此，两个故事中的毛生，一个仕宦子弟，一个是牧人之子，出身与境况完全不同。对于毛公的真实出身，作者蒲松龄不可能没有耳闻。掖县离作者家乡淄川相去不远，而毛氏家族又为旺族，对其家族源流稍作考察便可明嘹。 　　但是，作者又何必考究?此毛公非彼毛公矣! 　　蒲松龄一生空怀远志，却科场蹭蹬，贫贱失意伴随终身。他正是韩愈所谓“不得其平者”也，自然要“自鸣其不幸”了。于是，《莲香》中的桑生“少孤”，《小翠》中的王元丰，“绝痴”，《阿宝》中的孙子楚“枝指”，《巧娘》中的傅廉“天阉”，《翩翩》中的罗子浮满身是“疮”。他们贫贱、卑微、弱小甚至残疾；他们忍受着人世间的冷漠、讥讽与离弃；他们痛苦着他的痛苦，不幸着他的不幸。在自序中蒲氏奋笔疾书：“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那些解颐的鬼魅，良善的闺秀，是他用虚幻编织出的美好寄托和憧憬。自我拯救也罢，自我宣泄也罢，男主人公们的传奇遭遇都是他内心渴望的准确阐释。在如豆青灯之下，在神奇的文学时空之中，他的痛苦有了抚慰，挫折遭遇着际变。《聊斋》的世界看似浪漫，但都打上了作者心灵的烙印。毛文简，这位同乡显贵，虽让他仰慕，但却不贫贱、不卑微、不孱弱，并不能为自己命运代言。于是，大笔一挥，毛公变成了毛生，是被作者“我”化了的明证。他的困顿是作者的现实，他的显赫是作者的欲求在幻想中的实现。 　　然而，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