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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编剧理论和实践 　　第九讲如何修改剧本 　　如果说初稿是在激情中如醉如痴地产生出来的话，那么，修改则需要谦虚、冷静、坚韧，需要精雕细刻的精神。初稿只是半成品，能不能成为艺术作品，必须经过这个修改的过程，只不过作品改动的幅度有的大，有的小。也有一种情况，有些本来苗头不错的剧本，经过七议论、八座谈，反复折腾，最后弄得面目全非，即使上演了，也仅是投了一些人之所好而获奖，但是，其棱角磨光了，灵气磨掉了，成了平庸之作，令人遗憾。 从某种意义上说，修改的过程比写初稿更漫长、更痛苦。因为写初稿是个体劳动，非常单纯，只有写得有没有得心应手，辞能不能达意的问题。而修改，则要面对一大批戏剧圈子内、外的人，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戏外七七八八的东西，把作者弄得昏头转向。我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较深的感受。 　　一、剧作观念的把握 　　为什么要在谈如何修改剧本之前，先来谈剧作观念的把握呢？因为其中所牵涉的问题，若是编剧没有思考清楚，在修改剧本之时，就容易举棋不定，甚至在创作之时，容易迷失方向。 　　（一）文学性与表演性 　　如今有一种观点，就是片面强调戏曲剧本是为表演服务的，从而提出轻文学性而重表演性的主张。我听到这类宏论，惊诧不已，陷入沉思。现当代戏曲的文学性已经比元曲、明清传奇逊色多了，许多有文化的年轻人为何瞧不起戏曲，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其文学性差。如果再削足适履，编剧完完全全堕落成为表演的附庸，戏曲恐怕真的要成为博物馆艺术，只能供圈子里的专家孤芳自赏吧。我从事戏曲剧本写作，已三十多年了，深知文学性与表演性对戏曲文本来说，好比是钱币的两面，不可分离。对于剧作者来说，你只要熟练地运用戏曲这种艺术形式来创作，文学性中多多少少都已包含了表演性。而且表演性主要是靠导演、音乐设计与演员来表现的，也不是编剧事先就能设计好的。从莆仙戏来说，许多表演程式是存在于锣鼓经与曲牌中，打起哪一种锣鼓，唱起哪一段曲牌，老艺人就会做出相应的表演程式来。新创作的剧目一般排练时间匆促，没有经过细心打磨，不能让演员驾轻就熟地运用固有的表演程式，所以舞台体现也不如传统剧目那么灵动自如。正因为如此，有人就批评我写的历史剧缺少表演性，这曾让我困惑过。这两年著名导演石玉昆先生连续排了我写的两部新编历史剧《王昭君》与《傅山进京》，他却认为我的文本给二度创作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富有表演性。扮演傅山的著名晋剧女须生谢涛也认为，我的剧本让她有了很好的用武之地。他们的肯定，让我深感欣慰，说明我的努力，我的坚持，并不错呀！要是这两个剧本遇上差的导演、次的演员，恐怕又会演不好，又会有人指责我：“你写的剧本只能供赏于案头，不能搬演于舞台！” 　　窃以为，目前这种轻文学性，重表演性的观点未免有些偏激，恐怕会使戏曲编剧进一步的边缘化。当然，在基层当一名戏曲编剧，再边缘化也不过如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命中注定要成为祖师爷关汉卿所说的一颗蒸不熟，煮不烂，炒不爆，砸不扁，锤不碎的铜豌豆，要经得起各种折腾！只是担心这种观点盲从的人一多，将会导致戏曲文学创作的进一步萎缩，我虽人微言轻，也不得不斗胆说两句。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二）题材的大与小 　　2009年，我曾收到一位青年编剧的电子邮件。她向我诉说一件关于创作题材上的烦恼事情。原来，她准备以清代一位才女――贺双卿为题材，创作一个新戏。可是，有关领导却认为，贺双卿这个题材太轻了，写出来没多大价值，要叫她放弃，并为她选了一个题材：朱元璋杀婿。她却对这个题材不感兴趣，可是上级命令难以违抗，所以陷入苦恼。她同时把这两个素材的简介都发给我看。 　　凑巧的是，这位青年编剧说的这个贺双卿，我之前在浏览网页时也曾发现，并对此产生兴趣，曾请省城的一位朋友帮我去图书馆借阅、复印了一本记载贺双卿这个清代贫女才女故事的古籍――《西青散记》。寄来之后，我认真翻阅，但迟迟不敢动笔。主要原因是我觉得把握不了贺双卿这个古代女性复杂而又细腻的内心世界，与她对话不起来。我一向认为，作者与题材是有缘份的。没有缘份，你即使热烈追寻，也是单相思，没戏。即使勉强写了，也是捆绑成不了夫妻――只能产生失败的作品。虽然我想写贺双卿，可是走不进贺双卿的心灵世界，说明她并不欢迎我，我与她没有缘份。戏，硬写不得，我只好将之搁在一边，想等到哪一天能获得贺双卿的芳心，再来动笔。这位青年编剧能够发现贺双卿这个人物，并且能够对之产生这么大的兴趣，以致激起写戏的欲望，说明她与贺双卿的心灵已经有了隔时空的沟通，两人之间已达成了某种默契，贺双卿这个题材是属于她的，非她来写不可！我既为这位年青的编剧高兴――她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题材，已具备写出一个好戏的重要基础；也为贺双卿感到高兴――你终于找到一个当代的知音，可以借她之笔，让你重现于戏曲舞台上！ 　　剧坛上曾经流行题材决定论，以为选了大题材，就占了优势，就能写出好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