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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科学传播理论和实践初探 　　内容提要 进入21世纪以来,用“科学传播”概念改造传统的科普观念已成为一种显著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传播学的理论视角,提出作为公共领域建构的、以“公众本位”导向的“公共科学传播”新理念,并结合发生在2009年7月22日的“长江大日食”公众观测案例,分析了“2009国际天文年日全食多路联合直播”不仅是一次全民科普的盛举,更重要的是有效地尝试了当前我国科普事业中急需确立的公共科学传播模式,预示着我国科学传播将迈向公共科学传播的新阶段。 　　关键词 科学传播 公众本位 公共科学传播 2009日全食多路联合直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1-0158-05 　　 　　联合国宣布2009年为国际天文学年,以此纪念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400年前首次用望远镜观测星空,开始了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中国今年有幸巧遇本世纪最壮观日全食――全食带长达上万公里,覆盖长江流域人口达到3亿的“长江大日食”,可谓天赐良机。“为克服天气等不确定因素对日全食观测带来的风险和代表中国的天文界和天文学家为全世界公众倾力奉献本次日全食专业级的公共数字视频信号” 　　(注:参见中国广播网《独家专访国家天文台直播负责人谈日全食多路直播》。/china/newszh/yaowen/2009 　　 07/ t2009 07 18_505403168.html),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等多家单位发起了“2009国际天文年日全食多路联合直播”活动。许多因为各种原因不能现场直接观测日食的大众,也能通过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多平台、多媒介获取该活动提供的公共视频信号而关注和参与了日全食的观测。 　　本次“多路联合直播”提供的全民观测日全食活动,是我国首次采用基于“公众理解科学”的公共科学传播模式,公众在分享这一“天文盛宴”的同时,再次重温了从伽利略到爱因斯坦那种不畏权势、捍卫真理的科学精神。本文试图从传播学的理论视角阐释“日全食多路联合直播”不仅实现了天文科普教育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有效的尝试了当前我国科普事业中急需确立的公共科学传播模式,预示着我国科学传播将迈向公共科学传播的新阶段。 　　 　　一、建构我国公共科学传播理论 　　 　　最早在学术上提出“科学传播”(Scientific Communication)概念的,是英国科学家、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J.D.贝尔纳,他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把“科学传播”界定为“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并构建了“科学传播”的一个早期体系,即由科学家之间的交流问题、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三个方面构成。(注:〔英〕J.D.贝尔纳著:《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00-420页。) 二战以后,科学传播的研究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成为一门显学。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博德默(W. F. Bodmer)领导的一个特别小组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并且得到皇家学会理事会的批准――《公众理解科学》(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报告第一次明确定义了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指出这里“理解”的含义是:“不仅包括对科学事实的了解,还包括对科学方法和科学之局限性的领会,以及对科学之实用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正确评价。” (注:英国皇家学会编:《公众理解科学》,唐英英译,刘华杰校,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该报告被称为公众理解科学的“第一报告”,在西方社会掀起了“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可以说也是“公共科学传播”兴起的标志。(注:15年后,作为对“第一报告”的回应和发展,英国上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发表了名为《科学与社会》的报告(被称为公众理解科学的“第三报告”),主张任何一项科学技术战略要想取得成功都必须得到公众的支持,要求政府和科学共同体要与公众对话。所以“第三报告”的发表标志着公众理解科学的新阶段――“公众对话”主题的产生。对三份报告的详细分析参见李正伟、刘兵《对英国有关“公众理解科学”的三份重要报告的简要考察与分析》,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5期;尹兆鹏《科学传播理论的概念辨析》,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6期。) 　　在我国,“科学传播”的概念直到上世纪末才被科学哲学和自然辩证法领域的学者首先提出,之前只有“科学技术普及”的概念。“科普”是中文专有名词,50年代开始使用,称为传统的科普阶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和当代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我国学术界扎根,得益于以波普尔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科学观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理论,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和新闻传播学两路学者纷纷撰文反思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