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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和反思 　　2013年，《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三周年。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教育规划纲要》凝聚了国人对教育改革的深切思考与热切期盼，系统规划了中国教育10年的发展蓝图，为中国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教育领域也吹响深化改革的号角之际，本刊特邀教育专家学者，透视《纲要》实施三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领域采取的重大改革措施以及由此带来的变化。 　　本期刊发的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刘尧的文章，探讨《纲要》实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以及由此带给人们的反思。 　　2013年10月，在《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三周年之际，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学者认为，教育部出台《规程》是高校“去行政化”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切实措施。 　　回眸我国高等教育，不难发现，这三年间，不仅在高校“去行政化”方面，在教育质量提升、高等教育公平、高考制度改革、一流大学建设等许多方面，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就。当然，改革进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高校“去行政化”：从个案摸索到制度建设 　　高校行政管理是一种客观需要，但高校行政管理日益异化为“官本位”的倾向，则背离了高等教育的宗旨。因此，社会舆论对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此起彼伏，已经成为不能不直面的问题，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瓶颈问题之一。此前，一些高校就进行过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的改革，但由于职责不明，收效也不尽如人意。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完善高校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制定和完善学校章程，探索学术委员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机制；等等。尽管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非常复杂，但过去的三年，人们还是看到了在这条路上迈出的步伐。 　　2011年12月，教育部首次面向全球公开选拔西南财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校长。2012年11月，教育部召开公开选拔校长工作座谈会，总结经验、扩大范围。2013年1月27日，教育部公布了面向全球公开选拔的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国药科大学三所高校的新任校长。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教育部直属高校1/3以上的副校长已经实现了公开选拔，“此前对于校长都是上级任命，这直接降低了校长的声望。”公开选拔是完善中国特色高校校长选拔任用制度的第一步。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洪成文认为，公开选拔校长有两大优点：一是扩大了选择的范围，二是遴选的公开性。抓好了校长遴选工作，无疑有利于促进高校管理改进和学术进步。中国教科院研究员储朝晖则认为，公开选拔校长把校长推向大众，能增加社会对校长的认可度，但由于我国公开选拔校长在试点阶段，选拔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未来应朝着社会高度认可和专业化方向发展，还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比如着重考察校长候选人的协调能力、筹资能力，等等。 　　2012年1月，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规定了高校章程的法律框架，明确了内容以及制定章程的法律流程。此后，各高校依此《办法》，开始制定自己的学校章程。截至2013年9月，首批6所高校提请教育部核准并公示章程草案，全国1600多所公办高校制定章程的也仅有几十所。虽然社会舆论对6所高校章程褒多于贬，但这的确是中国特色高校制度建设向前迈出的一小步。 　　厦门大学教授史秋衡认为，我国高校章程的制定始终遵循“自上而下”的逻辑，忽视师生的自主行为规范和对高校使命的向心力。然而，高校章程只有遵循“自下而上”体现内在情理需要，落实保护高校内生力量的客观法则，才能改变将师生作为行政管制对象的倾向。因此，制定高校章程时应完成“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转变，重视师生对高校管理的反馈作用，保证师生充分参与章程制定与执行过程。 　　2013年10月18日，教育部出台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程》在学术委员会组成、权力边界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比如规定了学术委员会的决策事务、咨询事务，学术委员会的权力范围、委员产生、工作程序、分支机构设置等事项。《规程》对转变高校行政管理的观念，消减行政权力的地位，回归学术权力地位，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术决策与咨询中的作用，具有进步意义和保障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认为，要让学术委员会成为高校最高学术权力机构，还需要从三方面努力：一是学术委员会委员实行民主选举。如果委员由行政部门委派的机制不变，委员“对上负责”的工作思路不会有根本变化。二是学校行政领导实行学术利益回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在行政领导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情况下，退出学术委员会只有象征意义。三是学术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