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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普世伦理和普世价值 　　【摘要】伦理是指人际之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杆，具有明显的政治性、社会性、时代性、可传承性、行业领域性、地域特征以及实用性和超越性等诸多特点。针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日趋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缺失，普世伦理与普世价值成为人类需重新审视的又一个时代性热点问题。 　　【关键词】普世伦理 普世价值 道德标准 　　何为“普世伦理”、“普世价值” 　　所谓普世，就是被全世界绝大多数人认可的，能兼容并包，超越国家，超越民族，超越时空，更超越政治的一些东西。 　　“普世伦理”应该是真、善、美，更应是平等、和谐、仁爱，也应是生存、自由、人权，更应是民主、法制、人本以及诚信和互助。也就是被全世界绝大多数人认可，可广泛推广和传播的人生观或价值观。先辈们有的通过神灵、有的通过天理、有的通过绝对存在之精神等内容，预先设定客观依据，以便构建在世界范围内通用，在古今人类社会中都认可的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普世伦理价值体系。 　　德行的原本含义是指天道之性、禀赋以及素养，有天人通感、交流中介的性质，后来发展为全社会践行的基本原则。即我们时下所说的“普世伦理”（受当时客观历史条件限制，中国古人无当下之全球化问题）。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已出现“德”、“性”的表述。“德”一开始表述为“值”，与现代汉语“直”字含义相通。 　　在西周早期，“德”通“得”，有“获得”、“占有”的意思；《老子》将德视为“道”之特性；《尚书》逐渐将“德”设定为接受天命的前提条件，其中有“经德秉哲”、“敬德”、“明德”的论述。由此可见，“德”一开始并没有所谓“外得于人，内得于己”的道德方面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统治者们逐渐发现了“系民就必须惠民”。他们为了惠民，在施恩保护以外还必须要“教诰”，也就是进行所谓的“训诫”。根据有关经史资料的记载，周代在治政理事过程中已经总结出了“德以柔中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所谓社会历史规律。 　　在古代西方，关于“德性”的论述也是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含义以及发展路径与古代中国存在类似性。西方人将“德性”看作人类的本性，而且是在自由自觉地实践智慧。这其中体现出的根本差异是，德性在古代中国是道德的出发点，而在古代的西方则更多被看做道德本身。在古代西方，德性指的是在一定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人们将外在行为规范转化为自我内在约束的状况，具体包括社会的风俗习惯、审美情趣与道德评价，体现了社会伦理秩序与个体品德修为的统一，进而成为社会伦理道德。 　　综合比较来看，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古代西方，德性都只是被看做指个体式的个人行为，缺乏整体性、普适性的品质，即所谓“常德”，没有形成共同的、社会的伦理规范。因此，德性在个体差异中存在着由内及外所具有的特征，是一种心性之学，“心性之学就是人之所以有理义，之所以有道德之学”。 　　在古代中国，德性是自然的、天成的，天生的德性不是指道德观念，就像马振铎先生对孟夫子的“性善”的解释，不是说人具有天生的道德观念，而是指人先天具备向善的要求和行善的能力。人的先天的德性需要呵护、培养和加强，更需要节制，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健康的发展。因此，德性是道德的基础，其可以进一步发展为道德伦理。 　　需要说明，普世伦理并不是普遍真理，可两者有着众多相似之处。普世伦理与普遍真理的根源都只能在人类族群中找寻，只是前者着眼于人性中普遍性的主观情感需求，如：尊严、获得认可等。而后者立足于人的语言、行为或思维形式的客观普遍性。可以推想，既然相信在人类所有语言背后都潜藏着某种“共通语法”，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在全人类人性中潜然存在着某种普遍的情感基因。 　　诚然，多样性、复杂性、差异性是普遍存在的，但追求同一、大同，并为这种同一、大同提供理论依据，始终是哲学发展的内驱力。近年来，无论是各国政要，还是学者、专家、教授，都在不约而同地思索着“最低水平”上的人类所可能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念。 　　无论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异有多大，矛盾有多深，但至少理论上应该存在对话与交流的可能。此种对话与交流的顺利实现毫无疑问可推进地区乃至世界走向和平，进而实现全球范围的和谐发展。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两大主题正是“普世伦理”得以成为可能的前提。 　　什么是“普世价值”呢？我以为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角度看，确实存在的那些人类发展过程中沉淀下的诸如：生存权、自由、平等、信义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它不是通过抽象的思辨来确定，而是客观存在的基本的经验事实。其根本上，只是一种社会性的历史具象，是根植于全人类现实生活体验所形成的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共识。 　　“普世价值”的存在具有共识性、全球性（地域性）、自发性、时代性与原则性等特点。受传统形而上学思维的影响，通常“普世价值”被看成是一种超验的自在而在的“价值自理”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