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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对外贸易和碳排放关系实证分析 　　摘 要：估算1995―2013年浙江省的CO2排放总量，基于浙江省时间序列数据构建VECM模型，就环境规制、对外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实证结果表明，浙江省环境规制、对外贸易与碳排放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环境规制对控制碳排放有积极作用，对外贸易对控制碳排放有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增加减排压力，且对外贸易较之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更为显著，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提出优化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减少为贸易伙伴承担的隐含碳排放，需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改革，完成减排目标。 　　关键词：环境规制；对外贸易；碳排放；脉冲响应；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6）05-0040-04 　　浙江作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大省，经济增长带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通过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途径承担了国外商品消费的巨额碳排放转移量。随着贸易自由化趋势增强，各国纷纷降低关税水平，但环境规制强度却不断提高，一方面促进企业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从而改变出口大国的比较优势进而导致贸易格局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发达国家迫于国内严格的环境规制而将污染密集型工业转移至环境政策相对宽松的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环境水平发生改变。对于浙江省而言，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攻坚阶段，协调好对外开放、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将减排压力转化为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契机，对于浙江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 　　Grossman和Krueger（1991）[1]创造性地把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为贸易环境问题研究开创先河。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不少学者沿袭贸易环境的研究方法，以碳排放作为环境指标进行研究，针对碳排放主要分成两类研究方向：一个方向是对外贸易的碳排放效应。研究结论存在两种相反的假说：“向底线赛跑假说”和“贸易的环境收益假说”。向底线赛跑假说指的是各国政府为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纷纷降低环境管制从而使得环境恶化（Dua和Esty，1997）[2]。国内学者李锴、齐绍洲（2011）通过研究1997―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对外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是负面的，“向底线赛跑效应”高于“贸易的环境收益效应”[3]。贸易的环境收益假说是指国际贸易通过为东道国带来先进绿色技术等方式，推动了东道国国内环境的改善（Vogel，1995）[4]。李小平、卢现祥（2010）通过研究中国20个工业行业数据发现国际贸易能够降低工业的碳排放量[5]。 　　第二个研究方向是环境规制的碳排放效应，Sinn（2008）[6]首创性提出“绿色悖论”，其含义为旨在限制气候变化的环境政策的执行却导致了最终环境恶化的后果。究其缘由，可能是供给侧的动态反应，化石能源供给商预期环境规制趋于严格，因此会提前开采进而使得化石能源价格下降。短期内刺激需求上升，从而使得短期碳排放上升。CD Maria（2012）[7]等证实了上述推断。自Sinn以后众多学者对“绿色悖论”进行了实证研究。由于环境规制指标较难具体测算，许多文献采用虚拟变量法来刻画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许广月（2010）[8]将政府的宏观环境规制设置为虚拟变量，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并没有显著的碳排放减排效应。另有一些学者利用LMDI法和STIRPAT模型将环境规制的碳排放效应进行分解。此外，环境规制还存在着对碳排放的倒逼减排效应，一方面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从而降低碳排放；另一方面从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使得化石能源开采及消费成本增加，倒逼化石能源需求下降，从而减少碳排放（张华，魏晓平，2014）[9]。 　　综上，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但对外贸易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效应是积极还是消极影响没有定论，这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此外以往学者少有将对外贸易与环境规制同时进行检验，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运用浙江省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对外贸易、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提出对策建议。 　　二、变量与数据来源 　　（一）估算浙江省CO2排放量 　　国内并没有直接统计出CO2排放量，通过化石能源消费量来估算浙江省1995―2013年的CO2排放量，化石能源消费量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通过化石能源消费量间接估算CO2排放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CO2=∑6i=1CO2i=∑6i=1Xi×CFi×CCi×COFi×3.67 　　其中，CO2表示通过各类化石能源消费量估算出的CO2排放总量，i表示化石能源的种类，主要包括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共七种化石能源，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