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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方法张宏卿农民性格研究之不足 　　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张宏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对中共农民革命问题的研究成为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我们期望看到的是透过底层农民的视角来解读革命与农民的关系，这一点正是作者张宏卿所致力的研究方向，也是张著的可贵之处，溢美之词不再多言。农民的研究绕不开对农民性格的刻画，中国农民性格的复杂性使得对此问题的阐述呈现多样化。如若仅仅以张著中对中国农民“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性格进行评断的话，必将会引起诸多质疑。因为任何试图以一种性格去归纳中国农民都将是不全面的。所以，对张著的这一论断，我们需要给予“同情式”的理解。我们知道，学术研究需要既定的前见或者预设，即前提假设。并且，学术研究需要划定范围，否则研究不可能深入。张著对中国农民性格的把握，是结合中共革命动员这一大的学术环境来展开的。 　　理解张著中对“农民利益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论断，需要结合他所谓的“地缘革命学”之学术知识背景，即这一论断应该围绕中央苏区的革命来理解。中共深刻把握了农民革命的方向，如此才能对中央苏区农民的意识形态进行规训，使之符合革命动员的目的。正是中共理解了苏区农民与华北、长江三角洲农民的不同，才使得中共的革命动员模式能在苏区扎下根来，形成中共革命一贯的动员模式。加上中共革命的底层面向，使得中共能在长征之后也能很快适应陕北农民的性格，联通其他边区及解放区的农民革命，迅速恢复元气，扩大战果，巩固政权。可以说，中共对农民性格的正确把握与中共所期待的国家政治建构模式是相吻合的。同时，农民的乡土意识在中共的革命动员方式逐步的规训下，也影响着国家建构的模式之形成。乡土意识和国家建构在中共农民革命的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这一点也是理解张著对中国农民性格与中共革命动员关系分析的关键点。“革命理念与农民意识的互化，这一切都得以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完美’呈现。”张著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农民的广泛性为中共革命提供了无穷的资源和屏蔽环境，最终在新中国中共的执政方式中所体现出来的诸多农民性，实际上为“中国农民形成农民中国”提供了主要论据。当然，关于这一点即苏区农民革命经验之于此后中共革命进程的重要意义，是张著稍显不足之处，需要张著在文末进行必要的扩充说明。 　　明白了以上前提，我们不需要去质疑作者对中国农民性格归纳的失当性。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质疑作者对这一性格归纳所使用的论证方法。 　　一、论证方法影响精确刻画中共乡村革命下的农民 　　总体而言，张著对农民性的论断显得有些突兀，缺少历史性的深入分析。即张所认为的此种中国农民的实利主义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传统性格与革命性格是如何转变的？而中共对如此性格的形成是如何把握的？即此种性格的形成是中国革命动员所刻意引导的还是无意酿成的？如果是刻意引导的，那么中共革命动员方式如何改变了中国农民的既有性格，又如何促成了乡村革命所需要的这种性格？（何斌等：《苏区农民动员的机制与策略分析——以“九打吉安”为例》，《农业考古》2011/1）动员是一个过程，性格的形成更是一个过程，我们在了解此种性格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把握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何是此种性格而非其他性格等核心问题。虽然张著中充分运用了政治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等分析方法，这种多角度的分析是张著所带给我们阅读的价值，但该作品对以上关于农民性格与革命动员间的关键问题的处理方法，则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反思。具体而言，虽然张著在论述的过程中始终将中国的农民性格同中共乡村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相联系，但在写作时无形将此种历史背景虚置，并没有凸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农民性格的特殊性，反倒是以农民性格去印证这一历史背景，其论证方法无疑是失当的。 　　二、论据选择影响精确刻画中共乡村革命下的农民 　　张著已经注意到了农民中的不同阶层所体现出来的性格差异性，以及中共革命动员模式的不同针对性。比如贫农雇农，以及妇女儿童等。“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这一边缘化群体着手，或利用他们在传统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或激发他们在家庭中的纽带作用，并抓住他们的特殊利益、要求和心理，发动他（她）们起来革命。”如此看来，中共革命党人实际上对底层农民性格的把握已经十分娴熟，并且能够进行恰当的规训，这正是中共强调“群众路线”并屡试不爽的经验之源头所在。对这一源头问题的深入解读正是张著的价值所在，也正是本书关注的焦点主要不是革命精英与领导者，而是底层民众——“落后”势力的重大意义。当然，张著期待“从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的视角去解读中国的革命”的目标是否达到了，是值得怀疑的。 　　所谓从底层民众的视角去解读中国农民革命的特殊性，必须要面对中国底层民众的性格。张著认为底层民众的性格可以概括为：“原初的营利意识、安逸的生活信念和好走极端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