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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诺贝尔文学奖和华文作家严歌苓 　　内容摘要：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大奖，诺贝尔文学奖“花落谁家”在文学界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百年来，它始终没有花落过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直到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奖。此后，人们才对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有了更多的猜测。本文旨在从内因与外因两大因素着手，探讨华文作家严歌苓获奖的种种可能性。 　　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 严歌苓 内因 外因 　　若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比作一场声势浩大的“抛绣球招亲”，那么瑞典学院的十八位院士则是“抛绣球的小姐”，而参选者则是等待“绣球”抛向自己的“男子”。我们只能对此做出种种猜测。在我看来，华文女作家严歌苓是近年来最有望得诺奖者。 　　根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笔者认为其主要来自于两大方面：一是奖项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立的遗嘱，二是瑞典学院十八位院士的个人喜好。一个作家要想获得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其作品首先要符合诺贝尔遗嘱的要求，即该作家获奖的内因。但诺贝尔似乎给我们打了一个哑谜，这就将这种可意会的最终阐释权交给了瑞典学院的院士们，他们的选择即为该作家除文本外获奖的外因。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就是将上述两种因素糅合起来。据此分析，严歌苓其人、其作与诺奖的要求有诸多吻合点。 　　一.内因――诺贝尔的一纸遗嘱 　　诺贝尔文学奖筛选的唯一有据可依的标准即诺贝尔其人所立的遗嘱。该遗嘱明确指出，这一奖项应授予最近一年来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对此遗嘱的理解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提炼，历届获奖作品还是形成了其鲜明特色： 　　1.丰富的思想意义 　　根据遗嘱中提到的“具有理想倾向”标准，历届获奖作品均蕴含了丰富的思想意义。虽然对“理想主义”的解释向来模糊，但却可以从理想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雪莱那获得对这一词的大致理解。雪莱的诗歌中流露出鲜明的“对明天世界的向往和对人类社会中真与美的颂赞”。凸显人道主义，揭示人性，珍视人的价值等，本是文学研究、创作的永恒主题，当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重要因素。纵观近三年的获奖者，其作品皆着力于对人性的描摹。于是，作品中提倡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意义在此便具体表现为对人性的揭示。试看严歌苓的作品，对人性的深入体认是其一贯追求。《金陵十三钗》中，妓女的人性之美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笔者对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也略有阅读。其多描写的是一些类似于“无名氏”的普通人。但作家们绝非仅停留在描写这些小人物的层面上，他们升华出的往往是一个重大主题：或永不言败的精神，或存在主义思想，或民族与文化的冲突……在严歌苓的笔下，她多关注普通人中的“弱者”，尤其是女人。战争、革命、动乱在她笔下不过是这些女人的爱情婚姻，她常常是在写女人的沧桑命运，却不小心写出了世界的命运沧桑，写出了令人动容的大仁大义。《扶桑》中，严歌苓通过扶桑这个最普通的被贩卖到美国的妓女，写出了超越年龄、国籍的爱情，写出了种族歧视，写出了人性的美与丑。 　　2.充实的实质内容 　　对于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来说，其多蕴含着充实的实质内容。它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民族、国家。在这一方面，严歌苓表现得也尤为出色。《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皆跨越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件。通过严歌苓的作品，我们重温历史，看到了大历史中小人物的生命歌哭。 　　在严歌苓的笔下，其每部作品中几乎都塑造出了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小姨多鹤》中，有一个善良、隐忍、身世极度悲惨的多鹤。《第九个寡妇》中，有一个泼辣能干、敢爱敢恨却又不谙世事的王葡萄。《扶桑》中，有一个只属于人类文明发育之前、概念形成之前的天真和自由时代的扶桑。这一个个与众不同的女性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女性群像。2013年获奖的门罗，同样是以写女性知名。 　　3.东西方元素的混合 　　2006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成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色城堡》中，他将西方小说叙事与东方文化的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融为一体。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其作品的写作手法可以概括为“乡土情结+魔幻现实主义”。非欧美国家的作家要想获奖，其作品中必然既有东方主义的元素，也有西方主义的元素；既有民族主义的东西，也有世界性的东西。 　　在严歌苓的作品中，有对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也有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且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雌性的草地》中，沈红霞遇见了本该存在于另一时空的女红军芳姐子。这种情节是不可思议的，透露出鲜明的东方主义神秘色彩。《寄居者》则讲述了一群犹太难民在中国上海的遭遇，东西方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在此混合。看似爱情故事的外衣下，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面貌。犹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