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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幸福观研究概述和意义 　　摘要：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马克思幸福观当中的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幸福的终极目标、实现幸福的条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形成了许多深刻而有价值的理论。通过研究马克思的幸福理念对批判当今各种片面化和庸俗化的幸福观，进一步完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幸福理论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对中国应对在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转型时期出现的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解决人的发展和幸福问题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幸福观；诘难；终极幸福；类本质；实践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1-0055-02 　　 　　一、国内马克思幸福观研究概述 　　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大量涌现，人的幸福问题被凸显了出来。马克思哲学中蕴涵着丰富的幸福“营养”，对于解决当今人的幸福和发展问题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因而马克思幸福观再次成为国内理论界密切关注的焦点，现将有关研究综述如下。 　　（一）关于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 　　在现代，西方学者曾对马克思的幸福思想提出诘难。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学者指责马克思追求的幸福是关于类（集体或社会）的空洞的幸福，是抽象的，其强调集体的幸福是以牺牲和扼杀个体幸福为前提的，马克思从来没有对个体幸福进行过关注。进而认为马克思哲学中存在着人学的空场，并企图用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的人学空场。受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幸福观的诘难影响，国内学者围绕马克思的幸福是个人幸福还是集体幸福的问题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罗敏从幸福的主观性出发，认为只有具有生命感受能力的个人才是幸福体验的主体，集体不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只是一个对无数个体的“抽象物”。因而不能代替个人成为幸福的承担者，“任何所谓的集体幸福为由而对个人幸福条件单方面的剥夺，均缺乏正当而充分的理由。”[1]33 　　林剑站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对以上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是矛盾的统一。任何割裂这两者辩证关系的观点都是极其荒谬的，人类追求幸福的历史进程就是个体与类相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一方面个人幸福的实现离不开社会福祉的增加，另一方面社会福祉的变化直接影响个人幸福的实现，并且认为个人追求与社会追求并不总是一致的。指出，“人类总体福祉的增加通常是以某些个体的幸福牺牲为代价。这差不多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2]49。 　　闵绪国指出，马克思的幸福观跟以往西方幸福观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强调幸福是个体与类（社会）相统一的幸福理念，以往西方的思想家在谈论人幸福问题时“看不到人的社会性，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3]62而马克思认为个人幸福只能在社会中实现，脱离社会的个人幸福是抽象的、孤立的和难以实现的。 　　（二）关于追求幸福的终极目标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当今一种世界性的思潮，他们认为在科技的作用下，人已经沦落为技术的工具，失去了创造力和自主性，人的主体性已经死亡，呼吁人们只关注“微小叙事”和“边缘群体”，拒斥对任何终极真理和价值的追求，价值的虚无主义和宿命论成为这种思潮的中心主题。他们嘲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幸福理想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缺乏实现的条件和根基。那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否具有实现的条件和根基，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追求终极真理和价值呢？这是后现代主义向马克思哲学提出的诘难，也是中国学者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于晓权通过研究马克思的相关文本后指出在资本主义异化的条件里，人真正的幸福是无法实现的，幸福在异化的状态里并不具备实现的条件和根基。为此，马克思才预设共产主义的人类幸福理想，并把这种理想的实现留给人的实践活动去完成，“实践活动就是人追求幸福的活动”[4]120。它是幸福实现的动力和根基。因为人创造性的实践活动需要，人不能没有对终极价值和目标的追求，在当代，共产主义就是我们所追求幸福的终极目标。 　　皮家胜通过分析人生的目的、特点和要求后，得出结论：“唯有幸福能被确定为人生的终极目标。”[5]36进而论证了我们时代是否还需要共产主义这一最高幸福理想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并非西方某些学者所嘲笑的“乌托邦式的幻想”。相反，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幸福的基础之上，它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为目标，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张方玉认为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恰恰说明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跟中国具体国情很好地相合在一起，他以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社会实践说明马克思的毕生为之奋斗的幸福和理想在当今中国得到践行，并且让人看到了实现的希望和曙光。最后指出“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践指向，也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指向。”[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