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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杨庄乡营沟村农民读报问题调查和思考 　　当代社会文化建设有多种途径，大众传媒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报纸是建构大众文化最便捷的媒介，购买费用相对低廉，内容丰富，适合阅读，信息易于保存，可以不受场所限制自由传阅等等。作为中国文化重镇，西安传媒在构建地方精神家园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是值得关注的课题。通过实地走访、发放调查问卷，笔者对西安地区农民读报问题进行了初步勘查与调研。 　　杨庄乡地处西安市长安区东南部，东隔库峪河与蓝田县相望，南依秦岭与柞水县接壤，西北与引镇街办为邻，是典型的农业乡。其中营沟村是该地区较大的行政村之一，全村1700余人，420多户。通过在营沟村的入户问卷调查，我们可以总结出两大突出问题： 　　第一个突出问题，乡村报刊影响力微弱。《陕西农民报》是中共陕西省委为全省农村干部群众办的一份通俗报纸，是“陕西日报农村版”，这份报纸在营沟村几乎无人知晓；乡村报刊的衰落表现尤为明显，这也是中国整体乡村报刊衰微的一个缩影。李红艳分析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报刊发展的困难局面：“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我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时候，一个突出的矛盾摆在了农民面前：增产不增收，到20世纪90年代末表现尤为明显。对此，一些农民对土地的钟爱程度渐低，资金、技术的投入积极性越来越小。因此，对以传播科技知识为主的农民报也兴趣不大了。各省的农民报开始进入了爬坡阶段，发行量逐渐降低。”（李红艳《乡村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当前在西安市周边农村这一情况仍未根本改变，农民身边几乎没有专门的农村报刊可看，相应的对农村报刊认知程度也极低。“据统计，在2007年，除中央级的《农民日报》外，省级乡村报只有17种，且都面临发行难、创收难、影响力小等问题，农民也很难从中获得需要的信息。‘九亿农民能看哪张报’已经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乡村，中国直接服务于占总人口70%的农民的报纸仅四五十种，这些报纸又很少能进入普通农户家，农民平均千人拥有报纸量不到1份。”（张从春、徐一化《中国农村“报荒”的成因与对策》，载《新闻爱好者》2007年第1期）乡村报刊萎缩的主要原因有32：第一、乡村报刊发行量低，因为出版周期长、时效性差、舆论监督难、内容“小而全”等，解决办法是充分发挥优势，促进劣势向好的方面转化。第二、乡村报刊的特色不明显，地域性不强；科技文章内容缺少新意，反映第一手资料与最新科研成果的少；信息传递时效性差，导致信息滞后；读者意识、服务意识不强。据营沟村妇女主任反映，许多报纸订阅时间不固定，农民很难得到及时的订阅信息。第三，农民购买能力有限，报刊价格不断提高也加重了农民经济负担。营沟村2010年人均年收入仅三千余元，而订阅一份报纸的最低费用也要二百四十元，几乎占到了农民年收入的10%。我国乡村居民社会购买力不到全社会总额的40%，广告商多不看好农民的消费需要，农村广告市场相对低迷，加之乡村采集新闻和发行成本较高，许多媒体出于经济利益考虑都会选择退出这部分市场。第四，农民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据调查营沟村约有三分之二的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留守村民对文化消费积极性不高。第五，乡村报刊在报纸向市场化转型中应对性不强。要摆脱发展困境，根本出路在于以差异化拓展生存空间，突现报纸特色，细分市场，找准突破口，坚持多渠道发行。 　　第二个突出问题是，村民的媒介素养普遍偏低。“1992年，美国传媒素养研究中心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人们面对传媒的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性回应能力。简言之，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服务的能力。媒介素养的内涵应该包括认识大众传媒、参与大众传媒、使用大众传媒三个部分。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对大众传媒的了解，学会以批判的意识接触媒介信息；二是掌握与媒介交往的尝试，懂得合理地运用媒介完善自我、服务自我。媒介素养直接影响媒介的使用能力。”（李红艳《乡村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访谈中，许多村民表达出对传媒的漠不关心，缺乏基本的参与意识。但村民们普遍认识到媒介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意见表达渠道，他们寄希望于相关传媒对话决策机构以使下情能够上达。“社会精英对传媒的控制与话语权的把持，又使农民在传媒上谋求利益诉求的通道相当狭窄。社会体制框架的局限和农民过于迫切的表达渴望之间的拉锯，甚至使媒体和农民之间呈现为一种‘畸形’状态，媒体被视为第二个信访部门。”（李苓、李红涛《媒介素养：考察农民与媒体关系的一种视野》，载《新闻界》2005年第3期）作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我们的报纸在内容上应如何促进社会的政治民主进程，是现在的从业人员应该关注的话题。 　　在报纸乡村互动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