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窦娥冤和关汉卿窦娥冤之比较研究.docVIP

豫剧窦娥冤和关汉卿窦娥冤之比较研究 　　【摘 要】50年代，周奇之在将关汉卿杂剧《窦娥冤》改编成豫剧《窦娥冤》时，不仅对剧中人物蔡婆、张驴儿父子的身份以及部分故事情节做了较大改动，而且赋予了改编本独特的时代特色，突出了剧本反对封建统治的主题。剧本对丰富豫剧舞台形象、延长古典名著的艺术生命力做出了较大贡献。 　　【关键词】豫剧《窦娥冤》；关汉卿《窦娥冤》；改编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6-0025-02 　　一、豫剧《窦娥冤》改编本 　　作为元杂剧的一朵奇葩，关汉卿的《窦娥冤》自问世以来，就以其极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而广受好评，且被后世剧作家争相改编。如明代的《金锁记》、京剧《六月雪》等，其它“花部”剧种也各写其词。1958年，为纪念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周年，各地再次掀起对杂剧《窦娥冤》的改编热潮，周奇之“根据原著并参考越剧整理”[1]的豫剧《窦娥冤》也位列其中。对关汉卿《窦娥冤》的改编本，已有王卫民、诸葛元元等人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豫剧改编本与原著之间的关系，则尚无人关注。本文即拟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主题思想等方面探讨豫剧《窦娥冤》改编本与关汉卿《窦娥冤》的差异。 　　二、豫剧《窦娥冤》改编本的思想色彩 　　我国历来重视“古为今用”，对传统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尤为多见。在这些再创作的作品中，“作者以个人的审美品位赋予原作以新的时代特色和思想蕴含，使之更适应新的时代、更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2]。而周奇之对关汉卿的《窦娥冤》进行改编时正值“中国文学强调从中国民间和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3]这样一个“反右”的特殊时代。因此，我们会看到他通过对剧中部分人物身份的重新设定，以及个中情节的删减改动等赋予了豫剧《窦娥冤》一些属于1958年的不一样的思想色彩。 　　（一）人物形象的改编。戏曲艺术的代言体性质使得剧中角色往往具有双重性，与剧中人物交流的同时还要与观众交流，“此时站在角色背后真正的叙述者是剧作家”[4]。因此，作为故事的载体和传达剧作者思想的媒介，人物角色的设定尤为重要。受时代的影响，周奇之在改编豫剧《窦娥冤》时以“阶级对立”为核心，以剧中人物的身份为着眼点，较之关作对蔡婆、张氏父子的身份有较大的改动。 　　（1）蔡婆。关汉卿笔下的蔡婆是一个既可怜又可恨的形象。她是一个小额高利贷发放者，一个富有压迫意味的阶层，但作为寡妇，蔡婆不仅对赛卢医的谋害毫无反击之力，而且面对张氏父子的逼迫，竟默许张驴儿父亲，并且欲劝说窦娥嫁给张驴儿。就此而言，软弱、愚昧报恩的蔡婆又为一名受害者。我们知道，元代社会尖锐的民族矛盾致使民不聊生，而在当时黑暗混乱的社会中，蔡婆这样一个能够生存且略有家产的女性也实属不易。故而对于蔡婆这样一个长期单身的女性来说，追求安稳、能忍则忍的心理也在情理之中，这也正呼应了关汉卿在剧本一开始为蔡婆做的的定场诗：“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5] 　　但在豫剧中，周奇之为“令人同情蔡氏婆媳，而使窦娥对恶人斗争的坚强性格有阶级基础”[1]，将蔡婆家改为靠纺织劳动为生的小康之家。同时，为了缓和原著中蔡婆力劝窦娥与张驴儿结婚，而窦娥仍然孝敬婆婆、愿替婆婆一死这一刚烈性格上的矛盾，周奇之在剧本中并不赞同蔡婆与张驴儿父亲同居，并多次写到蔡婆对张氏父子提婚的反感。如面对张驴儿父亲的“求婚”，蔡婆呵斥其“亏你年纪这么大，竟说出这样糊涂话”、“这是何道理，光天化日这样无理，叫人恼恨”。他认为这样可以“强调蔡婆小有产者的软弱性及感恩思想，不敢反抗张氏父子，因而造成大错，但对窦娥则仍是疼爱的，这样才能突出婆媳对坏人的斗争性”[1]。在1958年这样特定的年代里，周先生以改变人物阶级来突出矛盾这也无可厚非，但在现在看来未免过于“政治教条化”。 　　（2）张驴儿父子。关作中对张驴儿父子仅作泼皮无赖描写，二人尤其是张驴儿是造成这桩冤剧的源头。而周奇之为“更引起观众对张氏父子的疾恨”，“将张驴儿父子明确为因吃喝嫖赌而倾家荡产的破落地主”[1]。关汉卿描述了封建强权政治下小人物阶层的互相迫害，周奇之将矛头指向了地主剥削阶级，直指造成窦娥“冤”的罪魁祸首实为封建统治。 　　此外，在元杂剧《窦娥冤》中，关汉卿对张驴儿父亲着墨不多，此人性格色彩也并不突出，一方面他伙同儿子强迫蔡氏婆媳，另一方面他关心病中的蔡婆，好坏难辨。而在周奇之的豫剧本中，张驴儿父亲是一个颇有心机的奸诈好色之徒，如他不顾蔡婆是否答应他的婚姻提议，便称其“娘子”；来到蔡家后，劝儿子“暂且住下，再慢慢地设法便了”；为张驴儿得到窦娥出谋划策“假意温存面带笑，哪有这鱼儿不把钓饵吞”[1]，并有心让儿子去勒索赛卢医十两银子分给他几两。 　　张氏父子一个是巧言令色的笑面虎，一个是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