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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业团体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收回航权运动关系初探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收回航权运动的兴起、发展与航业团体有密切关系。由于航业团体与航权存在切身利害关系，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时他们就一直呼吁收回航权，这直接影响了政府决策。没有航业团体的呼吁，南京国民政府收回航权态度不会那么积极。在收回航权的过程中，航业团体也一直呼吁和提出建议，在中日修约、航政会议、中关中英修约交涉等过程中，都可以看到航业团体积极活动的身影。这既为政府收回航权提供了有利后盾，支持了政府的外交活动，当然也对政府决策形成了压力，使之不敢在收回航权问题上过多妥协。航业团体在收回航权问题上的态度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紧张关系，因为两者在收回航权的具体主张和步骤方面有一定差距。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航业团体；收回航权运动；领水 　　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发起了收回国权运动，其中恢复航权是重要内容之一。航业团体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27年，航海界资深人士金月石等筹备成立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其宗旨定为“维护航权，收回引水权，发展航海技术，联络同仁感情”。该会一直为收回航权奔走呼号。1925年11月1日，航业大佬虞洽卿联络轮船招商局、三北轮埠公司、政记轮船公司、肇兴轮船公司、北方航业公司、宁绍轮船公司、恒安轮船公司、鸿安商轮公司、丰安轮船公司、招商内河轮船公司10家公司筹组上海航业公会，因时局等原因，至1927年7月2日正式成立（1931年改称上海航业同业公会，1934年改称为上海轮船业同业公会）。该公会成立后，为航权收回提出了诸多建议。各地航业团体亦非常活跃。他们通过电报、宣言、信函、集会、请愿、谈话、演讲等形式，推动收回航权运动发展。具体来说，在中日修约交涉、航政会议、中美与中英修约交涉等事件中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日修约交涉与航业团体的态度 　　在中日修约交涉中，航权问题成为焦点。而该问题正是航业团体关注的问题，因此他们在这场交涉中态度积极。 　　从1928年7月国民政府照会日本宣布废止中日通商旧约开始，中日围绕旧约是否有效问题发生长时间争持，修约交涉并未进入实际程序。但这并不影响航业团体的积极行动。1929年1月，航业界专家陈天骏拟具收回航权意见书，分呈立法院、行政院，请求在法理上取消外人航行特权。他认为，挽回航权，根本之道在于立法，进行恃外交，补救办理在交通部。陈天骏还致函上海航业公会，希望注意该问题。 　　因闻悉日本新任公使将来华商订新约，9月7日下午，上海航业公会特开临时全体会员大会进行讨论，力争收回航行权。会议结果，决定分为五步：一，推定代表，谒王正廷，询问政府有关中日商约收回航权内容；二，推定三北公司虞洽卿、招商局洪雁宾、南华公司刘石荪、政记公司王伯芬、宁绍公司胡泳骥、大通公司沈竹贤、航业分会陈伯刚7人组织收回航权委员会，专办此案；三，电请国民党党部、国府暨院部，务达目的；四，必要时派代表晋京请愿；五，以后办法暂缓宣布。9月9日，刘石荪、沈竹贤、陈伯刚三人赴上海外交部办事处面询王正廷，有关中日商约中收回航权一部分内容。王正廷回答了代表们所提问题，称：“外轮行驶我国沿海及内河，系不平等条约中不平等协定之一，此次改订商约，政府当然贯彻主义，一律收回，鄙人遵守政府既定方针，可以坚决表示，明白答复，请转告航业界勿加忧虑。”航业代表就外间各种传说，及日本新造船之赶造，揣测两国当局似曾有所接触等问题进行询问。王正廷表示，并无任何接洽，并称国民政府办理外交“以国权为前提”，“断不肯自相矛盾，行不符言”。航业代表对于此次会谈“认为满意”。 　　9月10日，收回航权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推举虞洽卿为主席，因其丁忧，遂举陈伯刚为临时主席。会议决议，电陈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暨立法院、行政院、外交部、交通部。11日，上海航业公会发出上述电报，同时致函上海及各地航业团体三十余处，请于中日商约时力争沿海及内河航行权。上海航业公会要求政府与日交涉保持警惕，并称航商愿作政府外交后盾。16日，行政院要求外交、交通两部处置。19日，交通部表示“此后与外国续订商约，自当详细审议，会同外交部据理力争，以保航权而副舆望。” 　　10月初，日本新任公使佐分利来华，中日修约交涉有了转机。9日，王正廷与佐分利会谈，约定一个月后进行修约谈判。在此前后，社会上传言，日本在改订条约时将取得我国沿海、沿江及内河各线之航运权，而中方以互惠为条件答应日方要求。上海航业界对此很敏感。“沪上各航商得讯，咸认为中国存亡关键，且为断送全国航权于外人，急召集七十五家轮船公司开紧急大会，讨论此事。”与会代表均认为航权“互惠”对中国有大害。会议决定，“先派代表至交通部长王伯群处质询交部有无主张中日互相开放门户之事，是否将不平等条约中之航运权，主张不收回。如果王伯群无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