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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之缺和圆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赋予各级检察机关的,对于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的国家公职人员以及受委托管理国家资产的工作人员予以立案侦查,通过法定的侦查手段查明犯罪事实、固定犯罪证据,并对构成犯罪的嫌疑人移交起诉的一项公权力。我国从建国初期就从前苏联引入了法律监督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期间经历了几番波折,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成体系的法律监督制度。职务犯罪侦查机制作为法律监督制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巩固与促进我国政治的清明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序与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权力不加监督就会被滥用,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所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应当接受监督。当前,检察机关的监督形式主要有党委监督、人大监督、人民监督员监督、社会民主监督、上级检察机关监督、检察机关内部的制约监督以及人民法院、当事人等关联主体通过诉讼活动实施的监督等[2]。这些多样的监督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我国制度犯罪侦查权的正确形式,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理论支持和制度保障,上述多种监督机制难以形成合力,从多方面正确规范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司法规律是完善各种法律监督制度的内在规律,笔者拟从司法规律的本源出发,探寻法律监督制度中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的完善,以求能够达到抛砖引玉、以小见大之功效。 　　 　　一、司法规律与侦查监督制度建设 　　 　　司法规律是指司法活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司法规律是检察权配置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由于“司法的公正性是司法现象和司法过程内在本质的必然联系,是司法活动必须执行的基本规律”。因此,追求公正应该是司法活动的基本规律。检察职权的配置必须以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为基本准则,围绕保障司法公正来设计各项职权。 　　司法规律是统摄整个司法过程的中轴,司法活动只有在司法规律的中轴上进行,或者围绕司法规律这根主线实施具体的司法活动,才能保证司法活动的准确性。检察活动处于整个司法过程的中间环节,理应受到司法规律的制约。只有按照司法规律的要求配置检察权,并按照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规范检察权的运行,方能保证检察活动达到控制侦查和制约审判权启动的预期效果。检察改革的实质是要对引发检察权脱离司法规律要求的因素予以修正和变革,把检察权配置和运行中不符合司法规律要求的职能和机制实施重组和完善,这就必须要按照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设计检察改革的整体方案。要使司法规律能够成为指导和规制检察改革的标尺,除了要从理论上明确司法规律的基本内涵,准确界定司法活动的具体规律外,还必须促使人们在观念上普遍认同司法规律对检察权配置和检察改革的统摄关系,使遵循司法规律成为人们尤其是检察改革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思想观念中的价值偏好,并成为这个群体自觉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亦即使司法规律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法律文化现象。 　　司法规律是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司法工作者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在完善法律监督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必须尊重司法规律,只有理顺司法规律与法律监督的关系,充分认识司法规律与现行法律监督权之间的协调性缺失,才能真正建立起更加符合司法规律的法律监督制度。 　　 　　二、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监督制约机制之“缺” 　　 　　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缺乏权力制约机制是刑事诉讼构造上的严重缺陷之一。我国的刑事讼具有流水作业式的特点,侦查、起诉、审判三个程序阶段就像生产装配线上的三道工序,仅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在空间上则是相互独立,互不干涉,这就与西方各国“障碍赛跑式”的刑事诉讼构造形成了鲜明对比。[3]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也是侦查机关,承担着部分案件的侦查工作。对于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活动是否监督,怎样监督,法律没有作明文规定。这在程序法的立法层面上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从而引起外界对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活动是“一竿子插到底”操作模式的总体印象。对于人大的监督,如何监督、怎样监督及监督的范围等也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由于以上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监督制约机制中缺陷与不足的客观存在,以及检察机关自侦部门部分人员侦查水平、业务素质等方面的原因,从办案不同环节和阶段进行分析,目前检察机关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第一,对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缺乏有限审查和监督。我国宪法规定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也作了相关规定,同事检察机关对一部分案件还有独立的侦查权,检察机关对于职务犯罪嫌疑人采取的强制措施,尤其是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拘留、逮捕等,均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由于这一原因,我国侦查机关所采取的强制措施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