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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从新加坡的模式学什么 　　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看中国、理解中国,往往会产生错觉。很多人喜欢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看中国,这就好比用苹果的理论看待橘子一样。用苹果的方法来改革橘子,一定行不通。新加坡华人占了绝对多数,基本上是个华人国家。这一点似乎表明新加坡经验较之其他国家,对中国更具相关性。 　　 　　新加坡能不能学? 　　中国能不能学新加坡?邓小平本人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特意强调学习新加坡,学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此后,对学习新加坡经验,其他很多国家领导人,如江泽民、朱?基、曾庆红和温家宝都在不同的场合有过不同的表达。总体来说,前期是学经济社会发展经验,而到现在,中国方面不仅继续对新加坡的经济社会感兴趣,而且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也深感兴趣。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资源、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小国,新加坡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大转型。这里的经验自然值得人们学习。实际上,不仅中国在学习新加坡,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也对新加坡经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从前有亚洲“四小龙”的称谓,新加坡是其一员。现在新加坡模式似乎已经脱离了“四小龙”,成为人们的关注点。 　　新加坡华人占了绝对多数,基本上是个华人国家。这一点似乎表明新加坡经验较之其他国家,对中国更具相关性。中国高层一些领导对新加坡感兴趣的实际上是政治方面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所涉及的很多方面的新加坡经验是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不理解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就很难理解这些具体的制度是如何而来的。 　　政治的首要问题是政治权力。这里我从权力人手,先谈新加坡的集权制度,再谈谈新加坡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民主政治等。最后,我讨论―下新加坡经验和中国的政治发展,尤其是民主化的问题。 　　 　　权力的有效集中 　　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之为权威主义体系。权力很集中。任何现代国家的权力都是集中的。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的,就是说权力集中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并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民主国家的权力也是集中的。比如美国,它是典型的民主国家,但其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很多学者称之为帝王般的权力。依我看,美国总统的权力实在要比中国传统的帝王大得多,更具实质性。中国传统皇权往往是象征性的,统而不治,就是说,皇权的执行力很差。但美国总统的权力具有极其强大的执行力。 　　就权力集中来说,有三个问题可以提出来:一是权力是如何集中的,就是说是以什么方式集中的;二是权力集中如何维持;三是权力集中的目标问题,就是说,集中权力是为了什么。和其他很多国家比较,在新加坡,权力是相当集中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AP)拥有一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构架,就是人们一般所指的“一党独大”体制。新加坡尽管有很多反对党,起着一些政治作用,但不能和其他国家的反对党同日而语。 　　人们一般说,权力集中就要腐败,但这并没有发生在新加坡。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再者,在新加坡,权力集中也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就是说,在新加坡,权力是集中的,但掌权者并没有浪费任何权力,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 　　权力能做很多好事情。权力分散未必好,关键是怎么集中,集中后干什么。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中国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 　　 　　融政党于社会 　　要有效集中权力、维持权力和使用权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权力要有载体,需要有组织结构。中国共产党有将近8000万党员,要比很多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从中央到地方有非常多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时候,需要很多党员,因为党在那个时候扮演动员角色,动员群众和其他支持力量。到了今天,中国共产党基本上还是一个群众动员性的政党。这些年中国共产党―直在努力从革命党转型到执政党,但从党员的数量及其运作来说,这个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这种情况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非常不同。人民行动党是个精英党。党员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两部分,普通党员不多,干部党员更少,社会上大家感觉不到党的存在。党是隐性的,是政治领域的“看不见的手”。就是说,政党是融于社会的。实际上,政党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精英部分,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要点。政治人物来自民间。如果政党变成了脱离社会的自成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个政党就会处于危机之中。 　　培养党的干部的方式也不一样。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在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才干的,反而可能会被淘汰掉。因为主要从内部培养党的人才,因此基本上培养的是些官僚型官员。官僚化严重也使得其培养的官员变成官僚,而非政治人物。同时,也是因为官僚化,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就不足。新加坡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