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内涵及民族的研究范式应有之转变以壮族为例.docVIP

中国“民族”内涵及民族的研究范式应有之转变以壮族为例 　　[摘要]本文以西方族群和民族理论为观照，对中国族群观、“民族”的“塑造”过程及其内涵作一考察，在重新认识中国“民族”的基础上，对转变民族研究范式提出建议。 　　[关键词]民族；民族研究；范式 　　[作者]李富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兼壮学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博士、教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2－0022－008 　　二、中国的民族(nation)建构及“民族”概念内涵的确立 　　古代中国人常以“族”、“部”、“种”、“类”等称谓区分不同族群。因古代中国非民族一国家，故所有这些称谓均非与“民族”(nation)等值的概念。古籍中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族”乃指“宗族”，而非“民族”。学者们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之中“大海捞针”，虽亦偶而发现“民族”一词，但多不具现代民族的含义。2004年，邸永君在搜检史料时，发现《南齐书》卷54《高逸传·顾欢传》中，有“民族”一词，且含义亦与当今“民族”之所指十分接近。但此后，“民族”一词没有流行起来。 　　在中国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之后，随着中外交流的深入开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nation)一词在近代逐步普遍使用。1882年，王韬在《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云：“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发奋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1899年，梁启超所著之《东籍月旦》中有“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民族竞争”等术语。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首次将中国各族群称为“民族”。1903年，黄遵宪在《驳革命书》中称“倡类族者不愿汉族、鲜卑族、蒙古族之杂居共治，转不免受治于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之下也”，首次将中国各族群称为“汉族”、“蒙古族”之谓并与国外民族并列。 　　“民族”(nation)概念的传人，让中国人对自己的人们共同体产生新的见解，作出新的分类。在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下自西方进入中国的民族主义，由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占有优势，以一种理想模型，成为现代中国追求的目标。一代政治思想家有感于中国“一盘散沙”的状况，为了“保种强国”，希望以西方民族主义学说动员人民，达到创造强大国家的目的。如孙中山就认为，中国人传统上祟拜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对“国族主义”全然不知。面对国族如林的现时代，需要把家庭主义和宗族主义扩展成为国族主义，中国要成为一个“哪逊”。然而，要用“民族”(nation)将中国从“天下主义”变为“国家主义”，却面临一个难题：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政治实体(即“天下”)如何可能运用“民族”的观念(或“国族”)来处理这个政治实体长期存在的内部族群多元性的问题。要解此难题，必然要经历一个以传统话语对“民族”的本土改造过程。正如杜赞奇所指出，有关群体的总体化的表述与叙述结构历来是存在的，“人们用它们来实现历史认同，并在现代民族中继续实现认同。当然，前现代的政治认同并不一定、也不必发展为现代的民族认同，现在与过去存在重大裂痕。一套新的词汇和新的政治体系——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选择、适应、重组乃至重新创造这些旧有的表述。但是，对于原有的总体化的表述的历史记忆并不总是消失，而且由于此种记忆的定期复活，它常常会提出一些有效的材料，用来动员新的群体。”“过去与现在的结合是不断进行的、真实的”，自近代以来，西来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文化主义”)在不断地对话、斗争和交易之中。“民族”的内涵也在此对话、斗争中流动、塑造。 　　现代与传统叙述结构的对话、斗争在辛亥革命前已非常热烈。当时，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广为传播，大量书刊将西方的民族主义和各种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扎下了根，其与中国传统的关于群体的表述的对话和斗争，在当时对立的君主立宪派和革命派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起初，激进的革命党人试图照搬西方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概念，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模式，改造中国，于是片面宣传汉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视满族等少数民族为“低等”的“异类”，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排满运动”，以期建立以汉族为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一度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革命口号，称“如冰山之难持，满汉之不容”，要“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 　　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继承了中国传统关于群体的文化主义观念。尽管康有为受现代民族主义的影响，但他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和解释具有较浓厚的文化主义色彩。他持“大同”中的种族观，一贯主张“汉满不分”，中国应该是“大统一”的原则，认为华夷的区别在于对文明的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