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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制度的研究文献回顾 　　摘 要：“低保”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这一制度实施过程所涉及的关键环节和关键要素，以及这些环节与要素之间的关系能否得到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把握。也就是说，“低保”制度是否获得预期的效果以及其功用的大小，取决于“低保”制度运行中究竟存在着哪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下能否得到有效解决。“低保”制度从建立到完善需要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总结，并从中寻找中国“低保”制度研究的发展、演进轨迹，进而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研究框架。 　　关键词：“低保”制度；文献；研究轨迹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078-03 　　一、关于低保制度重要性的研究 　　孙立平（2004）研究发现，仅仅通过市场运作，经济收益不可能自觉分配给社会的贫穷群体，我们需要一种再分配职能来纠正这种不断增加的不平等。他提出，社会分化是以不平等的秩序为基础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处于断裂状况。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它的有效补偿机制，可以缓解区域差异的扩大，城乡差距的扩大，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使经济发展和对普通民众的社会保护的共同目标最大化。 　　周沛（2010）认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一，它对于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问题至关重要，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如何制定低保标准的研究 　　国内学者唐钧持续关注“低保”问题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早在1995年，唐钧就开始关注国际上通用的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方法。1997年，唐钧在中国现有的测算城市低保标准的方法基础上，根据市场菜篮法、恩格尔系数、国际贫困标准和生活形态法提出一种综合测算法，同时根据中国低保政策现有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三个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是“生存线”、“温饱线”和“发展线”。 2012年，唐钧再次提出了”综合法”的研究方案。该方案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用生活形态法来确定中国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贫困家庭的生活形态，以此找出符合这些生活形态的贫困群体；第二步：分析一般居民和贫困户的收入和消费，求出生活必需品的菜单，再用市场物价来较为客观地求出最低生活保障线（包括生存线、温饱线和脱贫线）；第三步：将贫困线与社会平均收入（中位数）挂钩，对最低生活保障线进行调整。唐钧的持续研究得出了切合中国实际的解决方案，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杨宜勇、张英、顾严（2006）将“三梯队模型”表述为三个等六个级，三个等就是三个经济带，六个级是指每个经济带内部又划分为两个级。“三梯队模型”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是解决“应保尽保”问题；二是满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需求现状；三是优化中央地方财政关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实践意义上来看，“三梯队模型”既可以避免过去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产生的主要问题，又符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还能兼顾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 　　雷小康（2009）认为，中国低保制度应该走向“配套措施”和“分类救助”。“配套措施”是指为解决低保对象在医疗，子女教育和住房等特殊问题时所采取的配套措施。“分类救助”是指对低保家庭中特殊需要成员，如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重病人采取的特殊政策。“配套措施”和“分类救助”依据不同情况进行科学分类的前提下，实现各类困难群体都能获取党和政府的救助与关怀，更能够体现政策善意与普适性。 　　景天魁（2006）强调所有公民在“低保”这条底线面前所具有的权利一致性，认为低保制度应该坚持底线公平的原则。这条线以下的部分是每一个公民的生活和发展中共同具有的部分，是起码的部分，其基本权利必不可少的部分。一个公民，如果缺少了这一部分，那就保证不了生存，保证不了温饱，保证不了为谋生所必须的基本条件。因此，“底线公平”需要社会和政府来提供。 　　三、关于低保制度存在问题的研究 　　鲍海君、吴次芳（2002）认为，征地过程中，补偿和安置费没有合理分配、利用、缺乏必要的社会监督机制，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资本巨额增值收益，则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所得。这一结果导致被征地群体的贫困化。 　　祝华军（2002）提出，在土地承包权之外，应赋予土地新的产权——土地保障权，将其界定为当期集体成员拥有依靠土地收益保障自身基本生活的权利。土地征用时应将满足农户保障权所需费用计入成本，如同国有企业破产时现有资产必须先保证用于企业职工的安置一样，国家必须要有特殊制度安排以保证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 　　洪大用、刘仲翔（2003）认为，低保制度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反思：目标定位是否清晰；制定最低生活保障的指导性标准是否正确；是否建立了科学的低保制度运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