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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就事论事”的模式到“依法断事”的模式 　　摘要：面对民众诉求表达与社会治理法治化之间的内在张力，涉诉信访终结的行动逻辑必须进行整体性改变。以群众工作为叙事文本的传统涉诉信访的终结机制，已经难以完全回应和化解当今涉诉信访当事人提出的诸多诉求。因而，如何在汲取群众工作所具有的沟通疏导价值优势、修正其规则与程序缺失的基础上，建立涉诉信访“依法断事”价值目标的法治化终结机制，成为信访问题研究者和实践者关注的重大问题。法治是实现社会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构建法治化的涉诉信访终结机制，就是从之前以群众工作为叙事文本的“就事论事”模式转化为以法治规则和程序为叙事文本的“依法断事”模式的行动逻辑。具体而言，就是坚持以诉访分离为前提，以有效导入为依托，以公正裁判为抓手，以案结不访为依归，建构起“四位一体”式的涉诉信访法治化终结机制。 　　关键词：涉诉信访；就事论事模式；依法断事模式；行动逻辑 　　一、问题提出：现实当中关于涉诉信访法治化终结可行性的争论 　　面对社会与政治变迁失调的现状，当今中国涉诉信访终结面临的诸多困境，折射了信访与司法、群众工作与法治话语等等的复杂内在关联。对于信访案件特别是涉诉信访的终结究竟是采取“就事论事”这一权益化的处置模式，还是采取“依法断事”这一法治化的处置模式，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实务操作层面，还存在较大的争论。在诉访没有进行有效分离的情况下，基于群众路线的政治思维，采取“就事论事”的处置模式来应对信访问题，大致符合将信访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价值取向。如果在诉访分离已经成为信访终结基本前提的情况下，继续采取“就事论事”这一处置模式来应对，不仅难以将涉诉信访有效纳入法治渠道，而且也有悖于信访终结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可见涉诉信访难以有效终结的源头是对其法治化的行动逻辑是否可行的争论。在法治已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的情况下，构建法治化的涉诉信访终结机制，应当是水到渠成已成定论的事。但在研究信访问题的诸多学者当中，依然未能达成有效的共识，如部分学者以超越各种信访分类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原发型信访与扩展型信访这对分类类型，对于当前中国面临的信访困境，着重强调法治对于中国信访问题的处置只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理想，尤其指出“法治控”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必须慎重处理信访与司法的关系，慎提信访法治化或司法化的设想。当前部分学者质疑信访法治化终结主要理由是，“认为当前中国的法治实践多以诉讼、特别是鼓励讼争为路径，具有很大的副作用。而执政党治国理政主张和治理资源只能逐步转化为法律的精神和要求，法律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调整，但它不能深入到人的精神、信仰、情感等层面。因而，信访治理还需要盘活传统的治理资源，将群众路线、人民调解等内容贯穿于信访运行过程中。”上述观点，在强调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应对信访难题上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强调“慎提信访法治化或司法化”的观点在当前全面依法治国的主流话语下则值得商榷。在法治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基本共识下，法治必将作为涉诉信访终结最基础、最有效的治理安排和制度设置，需要从理论层面加以深入阐释，以消除对法治化终结模式的误解。因此，涉诉信访作为信访的一种重要类型，如何有效终结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是沿袭传统的行政化终结模式，还是通过法治化的方式予以终结，必须基于国情、历史、现实等多重指向加以研究。实践证明，用法治化的方式终结涉诉信访难题，是对信访法治化战略决策正确性的最好诠释。如湖南省常德市在处置涉诉信访过程中，坚决摒弃过去诉访不分情况下“就事论事”的传统终结方式，实行在诉访分离的基础上，强化信访案件的有效导入，排除司法不当干预，最终实现“依法断事”的法治目标。具体做法体现为，“依法办理与畅通诉求渠道相结合、落实责任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着力解决诉访分得开、诉求导得入、矛盾化得了等突出问题，不仅实现了涉诉信访终结的法治建构，还从源头上促使信访群众“弃访转法”。这表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已经在实践中得到具体的落实和有效的展现。本文从传统“就事论事”这一权益化信访终结机制所面临的困境入手，探析其因缺乏规则和程序支撑难以有效终结背后的深层动因，从以构建“依法断事”为叙事文本的法治化涉诉信访终结机制为基础，从涉诉信访治理从群众工作向法治决断的转型标志着当代法律问题处置的认知模式、价值导向、目标与治理方式的转变，建立促进依法治理、有序化与法治社会的理念成为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行动逻辑的理性追求。 　　二、传统涉诉信访终结机制“就事论事”模式面临的困境 　　“就事论事”这一处理涉诉信访模式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将信访作为群众工作的应有之义，采取非制度化的处置方式，即主体以排斥执法与司法机关介入，拒绝法律规则与程序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