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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元对立的关系浅析废都人物心理 　　内容摘要：《废都》之废废在真实与虚幻、传统与反传统、时代的异化与变迁三组二元对立关系之中，而这三者又贯穿于世纪末人物心灵的挣扎与灵魂的遁逃这一二元对立关系始终。《废都》并非写性而写性的轻薄之作，它确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式的哀曲，但我们切不可专注于性描写，忘记了作者的深层追求。 　　关键词：废都 挣扎的遁逃 二元对立 　　 　　“百鬼狰狞，上帝无言”，一部在出版前被许多人捧为“当今《红楼梦》”，在出版后又被许多人责为“当今《金瓶梅》”的洋洋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废都》却始无法逃脱这区区八个字的美好“诅咒”。作者贾平凹似乎也“冒天下之大不韪”，极尽愤怒之能势，通过西京城里散散点点的象征都市文明背后猥亵的生存迹象透视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都市“生活的真实”。然而其貌似淫秽的描写正是作者“毒笔”、“怨笔”和“愤笔”的特殊表达，正是对其时代的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的矛盾挣扎，正是对“人”的失落的感伤。因而撇开因文本本身的“破缺”，《废都》正是那个时代“人文精神危机”的最精准的文学见证。而作者又正是通过在废墟里挣扎而又走向逃匿的心灵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二元对立关系实现了自己“破碎了的灵魂的安妥[1]”。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废都》之废废在真实与虚幻、传统与反传统、时代的异化与变迁三组二元对立关系之中，而这三者又贯穿于世纪末人物心灵的挣扎与灵魂的遁逃这一二元对立关系始终。 　　 　　一.真实与虚幻的二元对立――真实中的虚无，虚无得更真实 　　 　　贾平凹无疑是当今文坛当之无愧集名望和畅销于一体的资深作家，虽然长期隐居中国西北内陆，却也名声在外，不仅在国内文坛独当一面，在国际文坛也小有名气，更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著圣贤书。众所周知，贾平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作为“寻根文学”的举足轻重的人物登上文坛的，多年以来贾平凹作为一位陕西作家不断由成熟走向成熟，小说充满鲜明的地方色彩，他的很多作品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为读者带来过无限的感动与感叹，其写作风格历经几次探索和转变其中以《秦腔》和《废都》为分界点，《废都》之前的风格以质朴的叙述态度、雅致的叙述风格以及清新优美的语言为主色调的乡村写作，引起人们的广泛而持续的关注，自《废都》始贾平凹开始转变自己的叙述风格并尝试语言上的突破。《废都》可以说是贾平凹的第一部城市小说，从乡村转入城市，是贾平凹从农村“根土”的探索转向对城市貌似繁荣的城市现象的历时揭秘与探索。《废都》本身就是一种源于现实废都而又超越现实废都的历史和现实的真实与虚幻的结晶，基本上可以代表那个时代更为普遍的文化气候氛围。 　　与其说贾平凹《废都》以“色情文学”、“低级趣味”以及别开生面的性描写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读者的青睐，倒不如说是以其广泛而独到的社会视角切合了九十年代“人类精神危机”的全国性谈论主题：英雄主义终结、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导致的精神上困惑与价值观的混乱。在这点上，毋庸置疑，贾平凹担负起了作为时代作家的历史使命，写了时代很多作家想写而不愿意写或者不敢写或者忘记写的一段存在于意识形态中的历史。这不是作者独特的审美期待能左右的，而是受潜在于他意识形态幻想之中的自觉担负起历史主体叙述角色所支配的。他面对的是传统文化在历经改革开放后将近十年的自我发展与被发展而形成的文化主潮（真实），真实的溃败的文化现象。“贾平凹试图重新确认“自我“（知识分子）的历史位置，于是就有了《废都》。”[2]然而这种知识分子的自我确认又只能通过虚构来完成，没有对文化现实作出完全客观的解剖，而只是自我虚假性的满足，从而与主人公庄之蝶达成天然的一致，促成真实的虚无的发端。因此，作者强调了小说的虚构性，在小说的扉页作出严正声明：“情节全然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唯有心灵真实，任人笑骂评说”[3]。借以提醒读者自己做虚实判断。由此也不难理解贾平凹在《废都》后记里说道的一段关于写作技巧的论断“姑且不以国外的事件做例子，中国的《西厢记》、《红楼梦》，读它的时候哪里会觉得是作者杜撰的呢？恍惚如所经历，如在梦境。”[4]所以“依我在四十岁的觉悟，如果文章是千古的事――文章并不是谁要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的――它是一段故事，属于天地早有了的，只是没有夙命可以得到”[5]。在这里千古文章就在客观实在与作者文笔的驾驭下横空出世，这就是《废都》真实的杜撰和虚构的现实。 　　通过对《废都》创作背景的了解，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废都》主人公庄之蝶在虚虚实实中多少有着作者自己的缩影。庄之蝶者，取庄周梦蝶之义，“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愈适志与！”竟“不知庄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庄周与”。[6]本无拘无束的美梦在这里化为“人生如梦”的叹息。对贾平凹自己来说： 　　“我实实在在地觉得我是浪了个虚名，而这虚名又使我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