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民间金融街的空间生产动力机制的研究.docVIP

广州民间金融街的空间生产动力机制的研究 　　摘 要：通过构建空间生产“资本-权力-阶层”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研究了广州民间金融街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广州民间金融街的空间生产存在三种动力，分别是市场力、政府力和社会力，它们通过不同的机制作用于空间生产的过程，创造出新的实体空间和关系空间。市场力通过资本的增殖逻辑发挥作用，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进入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民间金融领域，从而实现对城市建成环境及社会消费的投入;政府力通过权力目标的实现发挥作用，为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实现，政府创造条件引导资本进入指定的空间;社会力通过各阶层对新空间的反馈行为发挥作用，包括主动配合、被动接受和被迫迁离，从而影响空间的生产过程。 　　关键词：空间生产;权力;资本;阶层;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空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于空间的认识停留在实体（物质）空间[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进入了从空间分析到社会理论演化的阶段，空间的社会性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2]，西方学术界逐渐形成了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研究城市问题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3]。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工具，通过对“空间”这一概念的系统梳理，深刻批判了视空间仅仅为“场”和“容器”的传统看法，最先提出了“空间的生产”的理论[4]。该理论认为“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是政治经济的产物，特定的社会生产与之对应的空间。空间的生产不仅包括物质空间的生产，同时也包括社会空间的生产，既生产实体空间，也生产关系空间。列斐伏尔还提出了“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的概念[5]。列斐伏尔有关“空间的生产“的理论引起了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城市研究学者的高度关注。大卫?哈维较早地介绍和借鉴了列斐伏尔的观点，他指出城市的空间结构既被资本生产所消耗，同时也是资本生产的产物，城市中心区的衰败和郊区化是阶级斗争与资本积累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从而发展了资本的城市化理论[6-7]。迈克尔?福柯对权力关系的分析为空间生产提供了另一重要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8]，他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也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空间本身就是权力的展现，所以透过社会空间的系统可以清楚地了解权力关系彼此间的影响[9]。曼纽尔?卡斯特尔斯是另一位列斐伏尔观点的支持者，他认为城市中广大的中下阶层的利益与资本利益与是存在冲突的，城市是社会阶级之间利益和观念冲突的动态过程的体现，不同阶级的社会群体的竞争形成了不同的城市空间，城市成为阶级和阶级关系生产和再生的场所[10-11]。列斐伏尔、哈维、福柯、卡斯特尔斯等学者对地理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地理学和城市研究，将“空间”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相联系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证探讨。这不仅意味着城市空间研究重要的转变，更意味着对城市空间的认识进入了全新的阶段[1]。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空间面临深刻转型，新城市空间现象的深入探讨、城市空间结构深层机制的分析是未来我国城市空间研究的重要方向[12]。城市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城市空间的生产指的是资本、权利和阶层等经济政治要素对城市空间进行塑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空间既是产物，也是介质。广州民间金融街位于广州市长堤大马路，是广州市2011年开始建设的重点项目，以打造全国首个民间金融机构集聚区为目标。广州民间金融街的建设摒弃“大拆大建”的传统方式，而采取“空间腾挪，产业替换”的方式，在保持街区原有岭南骑楼街风貌的前提下，完善设施、整治环境，以商务办公等高端功能替换原有的商贸仓储等低端功能，从而同时带动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本文以广州民间金融街为研究对象，构建“资本-权力-阶层”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试图揭示其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和动力机制。在回顾广州民间金融街空间变迁过程的基础上，从市场、政府和社会三个方面分别阐述广州民间金融街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权力逻辑以及阶层逻辑，从而总结出广州民间金融街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 　　1 广州民间金融街的空间变迁 　　 长堤大马路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西南部，东西走向，毗邻珠江，形成于清末民初，代表近代广州市政建设的开端[13]。长堤大马路道路两侧骑楼林立，极具岭南特色，是广州市重点保护的骑楼街。2012年，在民间金融阳光化、正规化发展的背景下，广东省、广州市两级政府决定将长堤大马路打造成为广州民间金融街，引入一批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民间金融企业，发挥集聚效应，突出服务功能，完善监管机制，防控金融风险，探索“产业升级的新路子、旧城改造的新样板”[14]。广州民间金融街与珠江新城金融总部区、萝岗区金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