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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研究评述 　　摘 要：文章综观相关研究并进行了系统梳理，阐述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概念和测量，归纳了其稳定性差和倒“U”型流动特点等现状，然后分析了其就业稳定性差的形成原因，探讨了就业稳定性差给农民工个人和其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就业稳定性 工作转换 流动特点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5-010-05 　　一、引言 　　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农民工为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却处于城乡双重边缘的状态，不被城市接纳和认同，甚至常常遭到歧视，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并面临着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城市融入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农民工问题不仅关系着我国2.69亿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而且全方位地影响着我国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市民化、现代化的进程，对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具有显著影响。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最终归属是市民，他们具有强烈的城市融入愿望，市民化是这类群体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向（刘文烈，魏学文，2010），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之路异常艰难，面临着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证制度、就业制度等制度困境（2014，任萱）；文化困境；经济困境；子女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唐踔，2010）等。全总课题组（2010）指出，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不足、职业发展规划缺乏或模糊、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工伤事故职业病发生率高是新生代农民工较第一代农民工面临的新的问题。因此，就业问题是市民化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在就业问题中，稳定性问题尤为突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频繁流动，给农民工家庭生活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工资收入的增长和市民化目标的实现，影响了社会稳定；同时，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不利于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阻碍了产业升级的进程（李萍，谌新民，2012）。因此，研究就业稳定性问题是解决理论与实践差距的突破口。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微观角度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相关问题进行了总结，首先阐述了什么是就业稳定性及就业稳定性是如何测量的，从职业流动特点和工作转换类型两方面归纳了稳定性的现状，然后从企业、个人、社会角度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高流动性低稳定性的形成原因，探讨了就业稳定性差给农民工个人和家庭以及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二、就业稳定性的概念和测量 　　就业稳定性下降是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劳动者个体收入的持续增长，并妨碍企业的稳定生产（刘冰，李强，何勤英，2012）。李丹、王娟（2010）将就业稳定性定义为：劳动者参加工作后不仅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期限内工作，同时这份工作能保证该劳动者的生活维持在稳定水平的一种状态。就业稳定性包括宏观和微观两层含义。宏观角度的稳定性是针对劳动力市场而言的，包括就业总量的稳定、劳动力就业在产业间和区域间的转换替代弹性不高、劳动者个体总就业时间比较长三个要点。微观角度的稳定性是针对劳动者个体而言的，主要通过就业任期、工作转换次数、劳动合同期限等因素来衡量。由于现实中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意识并不强，故用劳动合同衡量并无多大意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就业稳定性的实证测量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测量方法分为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主观测量是让农民工对就业稳定性进行自我评价，黄乾（2009）用这种方法调查发现稳定就业和不稳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分别为39%和61%。这种方法因为受个人经历、风险意识偏好、生活环境影响很大，故容易导致主观偏差。客观测量方法，国际上常用“工作任职期”作为衡量就业稳定性的指标；国内有的学者先根据“全体样本的工作流动总次数与全体人口的比例”得出平均流动总次数，以此为基数，再用“个体经历的工作流动次数”与之比较；有的学者用“个体工作流动次数和外出务工年限的比值”测量，如王春超（2011）发现珠三角地区农民工预期平均就业流动频率为2.09次/年；近年来学者更多采用“近三年流动次数”和“外出年限”综合得到的稳定性。这种方法相对而言最能顺应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特点。 　　那么，根据测量结果如何划分就业稳定与不稳定？判断依据是什么？学术界对此并没有形成一致，相比较的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差距较大。不同的实证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