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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陵十三钗看张艺谋电影创作的模式 　　[摘要]从《红高粱》到《金陵十三钗》，可以发现张艺谋电影的创作几乎都改编自小说，不是原创剧本是其电影的一种创作模式。这些影片中的女性形象、视听风格、运作模式等都体现了张艺谋电影惯有的风格。本文通过影片《金陵十三钗》的剧本改编和影片分析，透视张艺谋电影的创作模式，即表现在以刻画女性角色为主要着力点，影片独特的“视听”风格，新千年后导演、改编的影片大多具有“好莱坞”模式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张艺谋；创作模式；剧本改编 　　※■课题项目：本文系广西教育厅教改项目“校园戏剧教育在旅游院校人才培养中的应用”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编号JW0401185）。 　　张艺谋2011年度大片《金陵十三钗》和他以往的电影一样，引起了不小轰动，该剧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从张艺谋的《红高粱》到《金陵十三钗》，我们发现他电影的创作几乎都改编自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原创剧本是其电影的一种创作模式，此外影片中的女性形象、视听风格、运作模式等都体现了张艺谋电影惯有的风格。本文以《金陵十三钗》剧本改编和影片分析为基点，透视张艺谋电影的创作模式，表现在以刻画女性角色为主要着力点，影片独特的“视听”风格，新千年后导演、改编的影片大多具有“好莱坞”模式。 　　一、以刻画女性角色为主要着力点 　　张艺谋电影的创作中，半数以上都塑造了女性形象，并且大都是通过一个女性出发，为一个女性角色定性，如《红高粱》中九儿、《菊豆》中菊豆、《秋菊打官司》中秋菊、《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颂莲，还有《我的父亲母亲》中招娣、《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王后等。这些女性角色在原著小说中，大多数并不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对象，而是被男性人物所包围并与他们纠缠在一起的，因而这些女性形象在文字的叙述中表达的是人性普遍意义，但张艺谋将这些女性角色刻画成鲜活的银幕形象：她们或张扬，或抗争，或执著，或美丽，或纯洁。 　　小说《金陵十三钗》中，作者无意去颠覆妓女们的“商女不知亡国恨”形象，严歌苓在谈这部小说的创作时说：“国际上把‘南京大屠杀’叫成‘The Rape of Nanking’，用Rape（即强奸）取代屠杀。……但‘Rape’却包含更深、更广意味上的残杀。……并且无论在何种文化里，处女都象征一定程度的圣洁，而占领者不践踏到神圣是不能算全盘占领的。这就是男性游戏——战争致于女性的悲剧。”[1]或许基于这样的思想内涵，张艺谋才选择了这部作品进行改编，演绎玉墨为代表的“窑姐”们献身、赴死的故事。 　　作为一名男性导演，当看到妓女救女学生这样的故事时，张艺谋自然地会想到这群秦淮河女人是具有“文化性”内涵的。“妓女救处女”，单从文字表面上就能让人产生阅读欲望和观赏的“奇观”。影片《金陵十三钗》是通过一个女孩的视角来讲述一群秦淮河女人的故事，作者抛给了观众一枚“硬币”，书娟与玉墨正是这枚“硬币”的两面：书卷之气（雅），玉殁（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两位女性角色的性格都在发生逆变，都遇到了命运的抉择问题，都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这枚“硬币”始终在旋转，如何抉择实在是个大问题，“硬币”倒下的时刻，女人的意义真正地凸显出来。 　　在张艺谋的“女性电影”中，虽然女性角色为着力刻画的形象，但这些“女性角色”也大都遭遇了“男性角色”的围观。作为“第五代”电影人代表之一，张艺谋每创作一部影片都会受到观众与影评人的“追捧”——或称赞、或批评，而成为“主流电影”。特别是他的那些以女性角色为中心的影片。“许多主流电影都是为‘男性凝视’（male gaze）而建构的，即叙事呈现的主要视角是男性的，电影的视觉快感（包括女性身体的奇观）也是主要针对男性。”[2]153“男性的凝视”在这里有“窥视”的意味，这其中不只是张艺谋作为男性的思考和“窥视”，也更多地凸显了大众的“窥视”情结和审美心理。 　　二、影片独特的“视听”风格 　　电影是视听的艺术，有其自身独特的表现形式。蒙太奇是组接“视听”的基本语言，它的“谋篇布局”构成了其在“电影叙事中从故事构思到事件剪裁，从主题确立到本文框架设置的整个过程。”[3]影片《金陵十三钗》的开场，运用了交替蒙太奇的手法。女学生们的逃亡，坐在马车上逃亡的妓女们，美国人约翰在灰色的迷雾中躲避日本兵的搜捕，李教官带领的残余部队与日本兵开战救下逃亡的女学生；然后，这些不同阶层的角色一一被“赶进”教堂。这种剪辑技巧不仅交代了人物、事件背景而且加强了矛盾冲突。在电影的开场，这组蒙太奇语言极易引起悬念，造成紧张、激烈的气氛，能够很快吸引观众注目，有力地抓住了观众的情绪。而在原著小说的开头却叙述了孟书娟的初潮，用一个女孩的紧张不安烘托、渲染了事件背景；然后，小说叙述了英格曼、法比神父，在威尔逊教堂里“迎接”一个个人物的闯入。 　　如果说，蒙太奇语言体现了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