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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夫妻权力的研究理论述评 　　由于传统的政治学、权力学领域大量研究成果的渗透和影响，从社会学视角探讨国家和正式组织内的权力问题的研究路径可谓顺理成章，而家庭领域的权力研究相对来说进展就要迟缓得多。直到社会冲突论、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等新的研究范式登上历史舞台，家庭/夫妻权力研究才正式进入家庭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以1960年布拉德（Blood）和沃尔夫（Wolfe)合著的Husbands and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一书为开端，家庭/夫妻权力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一度成为家庭社会学领域的热门话题，“家庭权力”概念甚至被称作是“理解核心家庭问题的关键所在”。② 　　 　　一、夫妻权力研究的兴起与资源理论 　　 　　1959年，在“Power and authority in the family”一文中，沃尔夫运用其对底特律地区调查所得的数据，建立了一个比较精确的家庭权力与权威模型，这大概是最早的正式意义上的家庭权力研究。[1](P608)次年，布拉德和沃尔夫扩展了沃尔夫在1959年建立的理论框架，并出版了夫妻权力研究领域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Husbands and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在这项开创性研究中，布拉德和沃尔夫采访了底特律的近九百位妻子，让她们报告以下8项决策最终是由夫妻中的哪一方做出的：（1）丈夫应选择什么样的职业，（2）买什么样的汽车，（3）是否买人寿保险，（4）到什么地方度假，（5）买什么样的房子，（6）妻子是否应参加社会工作，（7）当家中有人生病时，应去看哪位医生，（8）全家每周在食品方面应花多少钱。根据访问结果，布拉德和沃尔夫区分出4种不同类型的夫妻权力模式：丈夫主导型（Husband-dominant）、妻子主导型（Wife-dominant）、分权平等型（Autonomic Equal but Seperate）、权力共享型（Syncratic Jointly Shared）。其中，后两者为趋于平等的权力形态，差别在于一种为夫妻双方在划分好的决策领域各自独立行事自主决策，一种是对所有事务的共同协商决策。通过对夫妻双方的决策权力及其资源占有状况的对比分析，布拉德和沃尔夫认为，丈夫和妻子的相对资源决定了他们的相对权力，配偶中具有教育、职业和金钱收入等主要资源优势的一方将拥有更多的决策权。[1](P608~609)[2](P265~266) [3](P199)[4](P176~178)[5](P448~449)这样，布拉德和沃尔夫在实质上指出：现代社会中，比较资源（comparable resource）已经取代了传统（父权制）成为家庭权力的新来源。他们的这种思想，经过系统化，最终发展成为解释家庭/夫妻权力的主要理论，即资源理论（Resource Theory），它指导和影响了大量有关家庭/夫妻权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尤其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尽管如此，对布拉德和沃尔夫这项研究及其资源假设的批评却从未间断。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从研究本身的逻辑来看，虽然布拉德和沃尔夫的研究在大体上验证了其资源假设，但同时也有些数据与资源假设矛盾，如：夫妻权力随家庭生命周期而发生的变化；[1](P609)[6](P137)（2）他们的资源理论只将那些来自外部环境的资源，尤其是与社会地位紧密相关的职业、收入等有形的经济资源，看作是婚姻权力的基础，忽视了其他一些或许更为重要的规范的、情感的、人格的、人际的、家庭内部关系性的无形资源；[1](P613)[7](P843)[8](P43)[9]（3）他们对不同种类的决策事项赋予了相同的权重，然而，“组织权力”（orchestration power）与“执行权力”（implementation power），③ [9]“家庭重大决策”与“家庭日常决策”[10](P201)对于个体权力地位的影响并非对等；（4）仅仅对妻子进行了访问，但丈夫的报告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权力格局；[11]（5）自我报告（self-report）的测量方式能否反映夫妻权力的真实结构？大量的研究指出了自我报告技术的问题：一是依赖记忆力，尤其是在“个体只能有效地报告出他们一段时间前做过什么决策，却不能准确地报告出决策最终是谁做出的”[12]的事实情形下，更是容易产生误差。二是它反映的是人们观念中的权力结构而非真实存在的情形。三是它通常会受文化规范和社会性期待的暗示和影响，报告出来的权力结构很可能是社会文化规范的翻版；（6）权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对特定事务的最终决策仅仅反映了结果这一层面，以最终决策作为唯一的操作化指标来测量夫妻权力，在效度上是大有问题的；[1] [11]决策本身也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