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监督立法问题的研究.docVIP

诉讼监督立法问题的研究 　　摘要 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的监督机关，肩负着维护司法公正的使命，但囿于立法和司法的现状，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针对此种现状，笔者从诉讼监督的界定入手，深入剖析我国诉讼监督立法的缺陷，在论证充分的基础上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对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 诉讼监督 立法 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一、诉讼监督的厘定 　　目前，关于诉讼监督没有一个统一的学理概念，学者们对诉讼监督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一是认为诉讼监督就是法律监督，二者完全等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缩小了法律监督的范围，与我国的政体制度设计不符；二是将诉讼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下位概念，置于法律监督下讨论；三是把诉讼监督理解为司法监督，在笔者看来这并不妥当，仅从“司法”的定义而言，法院也属于司法机关，那么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监督也是司法监督的表现形式，何以传统上只把检察机关的监督定义为司法监督？四是认为诉讼监督是对一切诉讼活动的监督，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民众对诉讼活动的监督，此种观点又有将诉讼监督主体泛化之嫌。 　　笔者认为，诉讼监督作为基础法律确定的制度，首先必须有专门的国家机关保障实施，这个特定主体就是人民检察院；其次，从权力分立和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监督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即要按照法定的条件启动监督，按法定的程序进行监督；第三，监督的外延应局限于诉讼过程中，否则便不能称为诉讼监督。综上，笔者把诉讼监督概括为：人民检察院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监督诉讼过程，纠正其中的违法行为，以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公平正义的职权行为。 　　二、诉讼监督的立法缺陷 　　（一）形式上过于分散、内容上过于原则。 　　如前所述，目前关于诉讼监督并没有一部专门的立法，而是散见于各个部门法中，且在部门法中也没有专章或专节规范监督行为，而是散见于法条中。形式上的疏散导致了诉讼监督法律的完整性差，容易形成监督“空档”，如对简易程序缺乏监督，而在追求诉讼效率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损害诉讼参与人权利的现象；有些法官由于审理期限的限制将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这有可能延长被告人的羁押期限，检察机关对这一现象的监督流于形式。 　　诉讼监督的立法表述笼统、原则，大多数采用了“检察机关有权对……进行监督”的模式。《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分则中还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做了限制性规定，如规定检察机关仅有权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并且对抗诉范围的规定也不明确，致使司法实践中，法检两院对此存在不同认识，法院甚至出台一些司法解释排除了检察机关对执行、调解等方面的监督，出现了被监督者给监督者确定监督范围、事项的不正常现象。 　　（二）监督手段单一。 　　纵观我国诉讼监督的法律条文，保障手段缺乏的矛盾十分突出，仅存在以下几种：通知立案、检察建议、纠正违法、抗诉，且这些手段刚性不足。如《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后应当立案”，却没有规定公安机关拒绝检察机关通知立案要求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对于立案监督只有假定条件、行为模式的规定，却没有制裁措施，这不符合一般法理。立法中的不足使得司法实践苍白无力，也难怪许多检察官感慨自己的尴尬处境，监督权受到挑战。 　　（三）监督与诉讼脱节、不同步。 　　现阶段诉讼监督表现为“事后督其改”，而非“事中监其正”。如检察机关往往在公安机关对案件提请批准逮捕后才开始对侦查行为进行监督，之前的行为和侦查机关没有提请批捕的则无法监督；公诉部门对审判机关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行为，不能当庭作出纠正违法的建议，对判决也只能在收到后通过抗诉程序启动监督，但是庭审活动中有些违法行为是事后监督于事无补的，例如，对不应公开审理的案件公开审理，不及时制止就会导致国家秘密的泄露或者对个人隐私的侵犯，这种损害是无法估量的。 　　（四）缺乏检察官责任追究制。 　　近年来，说到提高监督能力最常谈的手段是合理提高检察人员待遇，改变收入与工作量不成正比，职业荣誉与职业风险不成比例的现状，重点在保持队伍的相对稳定性。这忽视了检察人员自身的问题，现实中，由于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检察官怠于行使职权、惰性增长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首先是熟人社会的牵绊，传统宗族文化和人情因素始终是诉讼监督工作中的一个沉重包袱；其次是公、检、法三机关为打击犯罪注重配合，忽视监督，很多检察官一味追求“和谐相处”，事实上放弃了自己的职权；再加上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