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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语言同化观的研究 　　摘要：保科孝一是近代日本语言政策的重要制定人与语言同化政策的主要鼓吹者，其语言政策观主要建立在上田万年的“国语”观基础上，以“同化”为核心，可分为两大维度：对内的标准化同化与对外的殖民化同化。通过研究可发现，日本近代语言同化观滥觞于语言纯粹主义，逐渐发展到语言民族主义，最终异化为语言帝国主义。其既是近代日本对东亚传统文明秩序的逆反与对中华文明的反噬，亦是对近代亚洲危机的过度反应。日本语言同化观的形成中还有对欧美列强尤其是德国经验教训等的模仿与借鉴，以及对军国主义政府的主动迎合。通过保科孝一的语言同化观，还可发现近代语言同化政策内部的多重矛盾，这些左右了近代日本语言同化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也决定了近代日本语言政策发展的轨迹与命运。 　　关键词：近代日本；语言同化；国语；语言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H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7）06-0064-07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706009 　　语言政策是“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等”[1]，斯波斯基将其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语言实践、语言信仰（或曰语言意识形态、语言观）与语言规划或管理。其中，语言信仰为语言管理的基础[2]717，由此可见，对语言观的探究是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视角在近代日本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王向远（2005）曾指出，“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策的设计者，大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民间学者、文化人。日本的侵华，往往是‘有思想能力’的学者文化人首先提出设想、加以论证，并首先在民间制造舆论，然后思想舆论一旦形成，则影响政府决策，并由政府加以组织实施”。具体而言，其分为四个阶段“①学者文化人个人的侵华设想、方策的提出，但基本处于书斋状态；②学者文化人的侵华主张传媒化，并为许多民众所理解，也为政府所接受；③学者文化人战争舆论与军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及侵华战争的发动；④学者文化人在侵华战争期间成为媒体宣传、情报搜集、文化教育、宗教入侵等文化侵略的主体。”[3]在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活动的历史维度中，一些语言学者也在其中融入了自 　　收稿日期：2016-11-29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日本在华语言同化政策研究”（16BYY055）；2017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日本在华日语教科书研究”（2017SJB1763）；2017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当代日本语言推广政策研究”（2017M611601） 　　作者?介：陈林俊（1980―），男，江苏丹阳人，文学博士，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科研站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东亚语言政策、日汉语言对比。陈林俊：近代日本语言同化观研究 　　文学研究――以保科孝一为例日本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身的印迹，有些从语言学角度看似正大光明的论调放到历史维度中则显得不那么体面了。 　　保科孝一（1872―1955年）在近代日本语言政策史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出身于东京大学国文科，为近代日本著名国语学者、语言学家上田万年（1867―1937年）的弟子，毕业后即任职于东京大学，并历任文部省国语教科书编撰委员、文部省教育调查委员、文部省国语调查主任、内阁国语审议会干事长等职，同时，保科孝一还创刊《国语教育》杂志并长期担任主编，正如其自传式著作《国语问题五十年》书名所示，其长期活跃在日本国语教育与改革的第一线。保科孝一兼顾了学术研究与实际政策的制定策划等实务，其观点不仅折射出了当时日本语言政策的脉络，也对战后的日本国语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借助日本馆藏的原始资料，对保科孝一这一在近代日本语言政策史上举足轻重人物的语言同化观加以解读，从侧面勾勒近代日本语言同化政策的轮廓，解析其内在动因，分析其存在的矛盾。 　　一、保科孝一的语言同化观 　　保科孝一的研究与实践主要集中于国语教育与改革，尤其作为语言同化政策的提倡者而为人所知。其语言政策观主要有以下核心论点。 　　（一）“国语”概念――保科孝一语言观的理论基础与出发点 　　保科孝一的的语言观深受其师上田万年的影响，上田万年率先引入了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期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基本理念，提出了“国语”的概念，其指出“国语乃帝室之藩屏，国民之慈母”，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4]。在此基础上，保科孝一将语言同民族精神联系起来，认为国语中融入了祖先传承下来的精神，语言具有联系国民、维系团结的纽带作用。早在1902年，保科孝一就写道，“国语是国民精神的反映。国民的人文素质到了何种程度，国民精神具有何特质等都在其国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