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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景观个案的研究 　　摘要：以云南昆明外国人集散地――文化巷为研究对象，借助语言景观学的研究方法，探究作为世界语言的英语对昆明的影响力。调查结果表明，英语对地处西南地区的昆明有较大影响，并出现了多种双语、三语以及混合语现象，昆明文化巷语言景观的全球化趋向明显。 　　关键词：语言景观；昆明文化巷；英语 　　中图分类号：H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16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英语作为主导性的世界语言活跃于多个国家。这种趋势在诸多学者的文章中已有所体现，诸如Smith（1983），Platt et al.（1984），Kachru（1986） 和 Fishman et al.（1997）等。另外，一些专业性期刊，如World Englishes， English WorldWide， English Today和Asian Englishes等显示了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地位。近年来，围绕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讨论有两种发展趋势：一是对于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政治性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包括身份认同感和权利的问题；二是研究重心的转移，从Kachru（1986）书中提到的“外圈”（即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教授的国家）转移到“扩展圈”（英语作为外语来教授的国家）[1]。建国以来，在教育为政治经济服务的观念下，我国的英语教育虽一波三折，但未影响其一直作为一门外语来开设。在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大背景下，英语以一种强势语言的姿态向汉语渗透已是客观的语言事实。基于此，本文拟运用语言景观的分析方法，对云南昆明文化巷街道上的非官方语言景观进行研究，从而探究全球化背景下英语的表现力以及对昆明城市的影响。 　　一、语言景观概述 　　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的历史实际上“和文字的历史一样悠久”[2]（Coulmas，2009：9）。早在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时期，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就可看作是语言景观的一种表现形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学者开始研究城市的语言使用情况。Rosenbaum（1977）对以色列耶路撒冷一街道上的标识语中英语使用情况进行调查，Spolsky和Cooper（1991）对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语言进行专题探究等[3]，这些是早期对公共标识语进行的调查研究，但尚未使用语言景观一词。 　　语言景观的概念真正引起人们关注，源于Landry 和Bourhis（1997）在《社会与语言心理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语言景观与民族语言活力――一项实证研究”（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此文被誉为语言景观研究的奠基之作，两位作者也被公认为首先正式使用“Linguistic Landscape”一词的学者。在文中作者将语言景观定义为：“The language of public road signs， advertising billboards， street names， places names， commercial shop signs， and public signs on government buildings combines to form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a given territory， region， or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a territory can serve two basic functions： an informational function and a symbolic function.” [4]“某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由公共道路指示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业店铺招牌、政府大楼和公共标识上的语言组成。一个地方的语言景观一般有两种基本功能：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作者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景观在社会语言学、符号学、语言政策等方面的研究越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成果也相继问世：Itagi and Singh（2002）的论文集中阐述了印度语言景观的各种问题[5]；Scollon and Scollon（2003）提出研究公共场所标识语的“地理符号学”（geosemiotics）的整体路径框架[6]；BenRafael et al.（2006）则大范围研究了以色列社区的公示语[7]；Reh（2004）在乌干达里拉布市（Lira）调查了以读者为导向的多语公示语[8]；Durk Gorter（2006）在其编辑的论文集中介绍了语言景观研究的新路径[9]；Peter Backh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