赃物罪之中日比较的研究.docVIP

赃物罪之中日比较的研究 　　摘要：赃物犯罪是一类性质较轻的犯罪，但因其对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造成妨碍，其社会危害性不容轻视。中日刑法对此均予以规制，但是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对该罪的本质、体系定位以及构成特征等方面比较研究，可以深化对我国的赃物犯罪基本理论的理解，对司法适用乃至刑事立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赃物；体系定位；构成特征 　　中图分类号：D924.48　文献标识码：A 　　 　　从刑法的发展沿革来看，把关于赃物等的犯罪规定为独立的财产罪，是晚近之事。后期古罗马法中，crimen receptatorum这一概念包含着收受、隐匿由盗罪所得到的物以及藏匿犯人的行为。普通法时代，通常认为关于赃物等的行为是对犯人的庇护，同时是作为共犯一种的事后犯。只是个别国家的法律把赃物等的有偿接受规定为独立罪。19世纪以后，这种倾向才被一般化了。日本刑法典就专门设立独立条文对赃物犯罪予以规定。我国刑法也以独立犯罪的形式在“妨害司法罪”一节中规定了：“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的”是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赃物罪。由于赃物犯罪在理解和适用中有不少争议，本文就从中日刑法比较研究的角度，对于该类犯罪予以探讨，以期“他山之石”之效，更好地解决我国刑事司法中的疑惑。 　　 　　一、体系定位 　　 　　就赃物犯罪的基本形态而言，中日两国刑法典中的赃物罪在分则体系上的定位有很大差异。我国刑法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规定了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将其明确定位为妨害司法活动的犯罪。而日本刑法典第四十章所规定的赃物罪在体系上是属于侵犯财产法益的犯罪。体系定位的不同，反映了两国对赃物犯罪性质认识的差异。 　　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的通说是认为赃物罪的本质侧重于它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日本刑法对之则相当有争议。有见解主张违法状态维持说，即认为它是以使由本犯的行为所成立的违法的财产状态得以维持、存续为内容的犯罪；有见解主张利益参与说或收益说，即认为它是参与本犯人所得到的不法利益的犯罪；也有见解主张事后共犯说，即认为它是帮助本犯人利用赃物等的犯罪；还有见解主张以上各说都不能独立说明赃物犯罪的本质，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将上述观点适当结合，从而产生诸如追求权说与违法状态维持说的并合说、违法状态维持说以及利益参与说、事后帮助犯说的折衷说等等观点。通说以及判例则主张追求权说，即认为它是使作为本犯的被害人的所有人难以追求赃物等的犯罪。因为被认为是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所以赃物罪在日本刑法典体系中被定位于侵犯财产法益的犯罪。 　　比较而言，我国刑法对赃物犯罪本质的认识更为合理。赃物犯罪确实是侵害了本犯的被害人追索其损失的财物的权利，但是赃物犯罪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其依附性，它的成立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其他犯罪的成立为前提的。因为赃物犯罪的对象使他人犯罪所得的财物，源罪不存在，赃物无从谈起，也就谈不上赃物犯罪。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要准确理解赃物犯罪的性质，就需要着眼于赃物本身的特质――是证实、揭露犯罪的重要证据。而赃物犯罪将这一重要证据隐匿或做出一定处分，这就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创造了条件，给司法机关追究本犯的刑事责任制造了障碍。如果案件得以侦破，被害人的财产权益一般都可以得到追偿，反之，也就谈不上财产的返还。因而，赃物犯罪对司法活动的妨碍是直接的、主要的，对本犯被害人财产返还请求权的妨害则是间接的，即其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对司法机关追究刑事犯罪活动的妨害。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国刑法将赃物犯罪定位于妨害司法罪是合理的。 　　 　　二、构成特征 　　 　　(一)主体特征 　　中日两国刑法对赃物犯罪的主体都没有做出特殊要求，即只要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一般主体都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但是从理论上分析，本犯的行为人不能成为以自己犯罪所得赃物为对象的赃物犯罪的主体。因为，本犯行为人处理其犯罪所得赃物的行为，是一种被其先前行为吸收的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即行为人自己窝藏、转移、销售自己犯罪所得的赃物的行为，不再另成立相关的赃物犯罪。对于这一点，中日两国刑法理论是有共识的。但是对这里的本犯的范围的理解却有分歧。日本刑法理论中的通说认为，本犯的教唆犯、帮助犯能够成为赃物犯罪的主体，即本犯的范围仅限于实行犯。我国理论的通说则认为这里的本犯包括获取赃物的源罪的教唆犯和帮助犯，而不限于实行犯。 　　不过，虽然教唆犯实施的是使他人产生实行一定犯罪决意的行为，帮助犯则实施的是援助正犯，使其实行行为容易实施的行为，这两种行为都不是本犯的实行行为，但既然已经作为共犯进行处罚，就不能再成为赃物犯罪的主体。其在本犯犯罪之后又实施的窝藏、转移、销售或其他的处理赃物的行为仍被视为一种不可罚的事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