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情爱叙事的边界、隐言与盲区.docVIP

“红色经典”情爱叙事的边界、隐言与盲区 　　摘要：“红色经典”在情爱叙事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很有意味的叙事痕迹，具体以柔性的边界、丰富的隐言和典型的盲区体现出来，鲜明地表征着这些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又微妙地展现着文学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对“红色经典”情爱叙事的症候性阅读，可以让我们更为客观地看待与评价“红色经典”，继而理性地把握当代文学的内在本质。 　　关键词：红色经典；情爱叙事；叙事边界；叙事隐言；叙事盲区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遍览当代文学发生以来众多思潮的流变轨迹，“红色经典”可谓存在状态最为尴尬的一种政治美学范型。二十世纪50年代中后期，“红色经典”曾以强烈的史传意识与浓郁的革命激情书写了苦难民族的历史新生，并以鲜明的民族风格进一步延展了延安时期开始孕育的中国经验，但在开启了当代文学写作模式的同时也引发了批评界的持续争议。“文革”时期，立足未稳的 “红色经典”旋即遭逢了激进意识形态的强悍甄别，后因革命质素的纯净程度整体不高而纷纷落马。80年代初中期，随着新理想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文学意识的自觉，怀着强烈归位意识的“红色经典”并没有顺势契入迅猛变革的文坛当中，相反作为一体化时代的一种美学佐证，甚至是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历史性地被抛离在深度展开的现代主义运动的浪潮之后。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涌泛的社会怀旧心理微妙促动了红色经典的再度返场，但其中显在的解构意识，又使本作为弥合时代精神罅隙的“红色经典”时时面临着内涵拆解、价值反拨的重重窘迫。由此可见，半个多世纪的文学风云录，可谓一曲“红色经典”的跌宕史，“红色经典”的当代命运不仅深刻记录了历史的顿挫所必然带来的文学价值的重估，而且彰显了社会文化等多重话语力量在 “红色经典”的构设过程中所不断打下的浓重印痕。 　　当然，值得思考的并不仅仅是“红色经典”的尴尬状态，更多应该是对其因何尴尬的理性辨析与深度叩问。单从艺术美学的维度而言，“红色经典”在每一时段备受争议的焦点无不与其情爱叙事有关。对此，作者在作品完成、修改时就有足够的警觉，并在出版或再版的后记中不断提出，以示自省。如李英儒就称“修订了某些不完善的爱情纠葛”，[1]5吴强也称“就全书全文来说，涉及爱情生活的分量，虽不算多，但还可以再少一些……对这一部分，都做了一些改动。”[2]5杨沫说得更决绝，“看到她在小说的后面还流露出不少不够健康的感情，便觉得非常不顺眼，觉得不能容忍，便又把这些地方做了修改。”[3]625相比之下，批评的声音却呈现出复调的意味。50年代的批评者守持着“本质化”的典型塑造原则，将其中的情爱叙事视为情节结构中的漫漶部分并敦促修正，80年代之后的批评者又以文学的审美性为唯一逻辑理路，将其视为人性不充分的靶矢而批评。同样的文本，同样的维度，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戏剧性地成为严峻对立的审美两极。情爱失控与情爱逼仄的二律背反，宿命式的扭结在“红色经典”的价值考量之中。在此前提下，如果再来反思作者犹疑的神色与谨慎的言说，就会觉察到“红色经典”的尴尬，其实更多是对情爱叙事的延展空间难以把握的困惑，背面折射的是作家创作的自主性与不同历史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所能允许的情爱叙事的边界性之间的深刻矛盾。 　　或许是“红色经典”偏重于政治叙事与战争寓言叙事，学界对于文本中的情爱叙事关注甚少，且有明显的轻慢色彩。可如果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在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每一间歇，常常有情爱的声浪勃然而起，颇富动感。不但调节了叙事的节奏，而且在叙事规定的范围内，营造了战争环境下的别样诗意与共同人性。而且，作者在这一叙事单元中时常有主观延展的冲动，且在主流意识形态允诺的范围内竭其所能地展现人性的丰富。这样看来，“红色经典”中的情爱叙事就成为作者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一种饶有趣味的平衡游戏，内里渗透着跳跃与触摸、盘桓与僭越、遵从与克服之间的复杂矛盾关系，而这种矛盾关系恰恰映照着50到60年代的特定文学生态，体认着文学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紧张关系，同时又表征着当代初期作家“带着镣铐跳舞”的集体心理症候。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的研究视点理应对情爱叙事这些看似点缀性的元素赋予更多的流连，正如克莫德所言“一些似乎偶然的元素暗暗指向文本中的秘密”。[4]210 　　一、柔性的边界 　　一般来说，受历史文化传统与既定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话语活动的叙事往往都是在一种相对固定的叙事情境中展开，这种统摄文本的情境在叙述学上称为约束叙事行为的叙事规定。叙事规定不但决定着叙事展开的场景，营造着叙事秩序内部诸多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设立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文化所能允许的有限边界。可以说，边界的存在与边界意识的自觉，构成了作家在叙事活动中必须恪守的最基本的叙事伦理。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