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姻”与“共享”曲艺如何讲述新时代.docVIP

“联姻”与“共享”曲艺如何讲述新时代 　　过年图的是喜庆团圆，合家欢的笑脸应是街头巷尾、荧幕内外的主要表情与符号（当然并不排除依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不能回家的面孔）。但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今年央视春晚上的一场“黑脸”事件，触动了国外媒体的敏感神经，一下子“友邦惊诧”，各种中国新旧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帽子一时间纷纷扣上；而国内诸媒体、学人也对种族主义话语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与反思，其中不乏细致、深刻的专门化、学术性辨析。甚至，对“黑脸”事件的追问，国外媒体还一直追到了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俨然要升级为一次外交事件。对此，当然遭到了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有礼有节的驳斥。某种意义上，相较于往年央视春晚之后各种“民间”吐槽一类的批评，今年批?u矛头之集中，波及范围之广，“级别水平”之高，已经远远不是吐槽所能形容，而是一次攻防迅速转换的论战，是一次文化政治事件。这可能是春晚有史以来所未见的。 　　“黑脸”，并不是指本来就黝黑的面孔、皮肤，这种自然属性的黑脸是带不上引号的。只有人为的、化装之后的才是“黑脸”，即“涂黑脸”（Blackface）――它与美国19世纪出现的“滑稽歌舞剧”（Minstrel Show）中白人以涂黑脸的方式扮演、嘲弄黑人有密切关系。在美国存在农奴制的历史语境与当下黑人社群的现实经验语境下，“黑脸”自然就附着了侮辱和歧视的种族主义色彩，而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对此，国内已经有不少文章做了细致的梳理。 这样的辨析自然是非常有益的，但对于反思作为春晚节目的小品《同喜同乐》仍然是不够的。换句话说，是不是剥除了肤色的差异问题，这个小品就重新人畜无害了对此，也有评论做出假设性的化约（化约，哲学术语，指将复杂的系统、事物、现象通过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的方法加以理解和描述。），“在这个故事里，如果把让中国观众陌生的‘中国’‘非洲’两个词去掉，就立刻变成了今天风靡网络与电视的玛丽苏故事。于是，这个故事精简一下就变成了：下属姑娘与领导帅哥、相亲逼婚、去他乡寻找（财务）自由的现代都市白领言情狗血剧的基本套路。” 情况可能仍然并不乐观。因为，无论是相亲逼婚（尤其是对于小品中的小卡莉来说，她才18岁，据卡莉扮演者来自加蓬的周埃乐表示，“在非洲找到工作后，就要出嫁，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如此小的年龄其实与中国当前语境中的大龄相亲、逼婚等不完全相同），还是狗血玛丽苏（但事实上，没有充分而直接的证据表明小品中的卡莉本身有勾搭高富帅的蓄谋已久的欲望，除了卡莉所转述的，“我妈说了，当上了蒙内铁路的乘务员，身份不同了，美得不行了，嫁个高富帅，这辈子赢了。”即便如此，卡莉也坚持“不要小心眼”。），都并不是讨喜的情节设定，尤其是在过年这样一个既是团圆喜庆的时刻，又往往是七大姑八大姨齐上阵游说大龄青年男女婚姻之际，它不是舒缓了现实的焦虑，而是进一步做了加强。因此，非常容易招致年轻人的反感。 　　事实上，《同喜同乐》这个小品并不能做以上这样简单的化约性处理，因为离小品文本过远。而由着这种化约而认定小品的真正问题是出在了“势利”，更准确地讲是婚姻中的“势利”――尽管它确实反驳了种族主义的批评，但仍然不能得到同意，因为这种“势利”，与其说是被包裹在暗地里进行了宣传，不如说是被“非洲母亲”非常清晰地自我表达出来，“我一直渴望自己有个中国女婿”。按照法国学者勒内?基拉尔的“欲望几何学”来看，这种“势利”正是三角欲望的核心，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古已有之，而只是在现代社会的金钱、资本等符号之下被异化；其被揭示恰恰意味着真实（即“小说的”），而非虚假的“浪漫”。由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批评被暴露出来的“势利”，就不得不由小品文本走向对当前社会语境的批判。 　　况且肤色的问题根本不允许被剥离，因为中非情谊正是小品《同喜同乐》的题眼所在。抽离掉非洲的元素（事实上，尽管遭遇了到对非洲的塑造是刻板印象的批评，但这一刻板印象恰恰从反面说明更多的中国人可能还没有真正走上非洲土地、走进非洲各国，以至于我们现在对非洲的想象只能是囫囵一块，而非它是诸多国家、文化联结共同体的一个分子），也就取消了整个小品的指向与意义。而“中非人民一家亲”的理念也好现实状况也罢，也经由卡莉明确而直白地表达了出来。既是如此，那就必须沿着中非情谊这条线索去反思。自然地，1973年马季和唐杰忠的相声《友谊颂》――可能是共和国曲艺第一次处理非洲以及中非情谊，在四十多年后重新火热起来，并被作为《同喜同乐》的对读文本。正是在对读之下，有评论指出，《同喜同乐》的真正问题在于没有理解《友谊颂》。 　　确实，在《友谊颂》的对比之下，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不同，比如语言。在《友谊颂》中，马季和唐杰忠学习、摹仿了几句坦桑尼亚当地的常用语，而在《同喜同乐》中肯尼亚的列车乘务员则说道，“我们的汉语水平可过四六级了”。在《同喜同乐》中，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