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星期论文”中的意见领袖研究.docVIP

《大公报》“星期论文”中的意见领袖研究 　　摘 要：《大公报》在1934年创办的星期论文专栏论述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多方面领域，其思想既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又具有救世的现实意义。星期论文借助意见领袖的威望扩大了自身的传播影响力，同时这些经历过晚晴、民国，乃至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发挥重要文化作用的知识分子依靠星期论文的平台实现其文人论政的政治理想，本文试图分析这看似独立的两个整体，因统一的精神内核而产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键词：大公报；星期论文；意见领袖；文人论政 　　1 龙头媒体《大公报》与“星期论文”专栏 　　“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这是英敛之在《大公报》创刊时曾许下的承诺，至今我们仍能感受到一个出身中国传统家庭的满族文人对中国报业殷切的希望。“开风气，??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是其办报宗旨，受康梁之影响，它为传播西学、塑造新型国民鸣锣开道。言论上敢于揭露清政府的弊政，能够站在百姓的立场说话，使得《大公报》在北方的言论界初露头角。 　　如果说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因个人的政治理想而创立，那么到了王郅隆手中便有了投资经营的味道，王郅隆本身即是近代资本家，其手中的实业涉及金融、纺织、地产等领域。更为重要的是他与皖系军阀来往甚密，并怂恿段祺瑞、徐树峥等人对工业投资。在政治利益链条与经济实业间牵线搭桥。虽然此时期聘请了富有办报经验的胡政之为主笔，报刊也难免带有军阀性质的政治色彩。 　　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创立的新记公司所贯彻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四不主义将《大公报》从浓厚的军阀阴影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在此时期开创的“星期论文”专栏充分践行了《大公报》最初的办报理想。报刊从资金运转、市场运营、文章立意、言论立场上均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力求超然于任何党派和团体，只客观的报道事实，尽一份知识分子的爱国良心。直到如今，这样的行事标准仍然在新闻传播的领域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们可以从其优秀的合作团队、严格的办报“宪法”、独立的办报方针三个方面来看。 　　1.1 优秀的合作团队 　　有人形容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为《大公报》的三驾马车，三人各有所长各司其职支撑起报馆日常顺利的运转。吴鼎昌在经济方面的支持功不可没，早期经营实业使得他家底丰厚。“吴鼎昌原习商业，又是银行老板，对世界贸易和金融市场的情况较胡政之、张季鸾等熟悉。怎样购储外币，何时向银行结汇，都由吴考虑决定，也从来未失败过。”经营报馆与其他实业不同，前期投入大，后期回报缓慢，所以吴鼎昌敏感的商业神经保证了报馆经济上的需求；胡政之对报刊的经营策略有独到的见解，在组织建设、队伍培养、制度构建、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等组织筹划问题上显示了卓越的才能。“营业不在营利，而在论政――经济独立，论政时才不被他人左右，保持言论独立；论政不为参政，而为国家利益，为代表民众讲话。营业只是一种手段。要达到有效的论政和代言的目的，必须花力气做好营业，做到营业与事业并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胡先生对经营报馆的见地；张季鸾的主要兴趣是在言论和编辑方面，一份报纸持续的后劲仅靠金钱的供应是维持不了的，言论的质量和重量才是获胜的不二法门。从消息来源、新闻内容、版面设计、言论把控，到最后的润色加工、审稿定稿，张季鸾都亲力亲为，经常工作到深夜。张季鸾善谈天、广交游，每天从会客当中了解到各种新闻消息，为大公报的言论素材积累的深厚的资本。 　　1.2 严格的办报“宪法” 　　“资金由吴先生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我等三人专心办报，在三年之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我和张先生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须由报馆送与相当股额之股票；吴先生任社长，我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先生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虽分任撰述，而张先生则负整理修正之责，意见有不同时，以多数决之，三人各各不同时从张先生。这也差不多是我们创业时的宪法。”这一段出自胡政之在《大公报》续刊十七周年发表的纪念文章，道出了三人办报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一条指出了报馆失利的罪魁祸首多源自对政治关系的依赖，故不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募款，体现了《大公报》独立的精神诉求。第二条中所说的三人不担任任何俸给的公职，除了避免沾染上政治带来的压力，也显示了三人排除任何杂念，把办报当成事业来做的决心。随后又梳理了三人各自的分工及任务，甚至将出现分歧后的决策制定出来。“以多数决之，三人各各不同时从张先生”的字眼体现了报刊的民主精神，也能看出张季鸾在报务方面的重要位置。 　　1.3 独立的办报方针 　　张季鸾以“记者”的名义在《大公报》续刊号上，撰写《本社同人旨趣》的社评，提出对《大公报》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其中“不党”一直是自由主义报业所标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