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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辨析 　　摘要：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混合经济”和我国目前所实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同一概念，“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并非与“基本经济制度”属于同一层次的范畴，其本质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受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约束，并为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区分以上三个概念对于扫清“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障碍，正确引导“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方向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经济；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一节中提出了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将“混合所有制经济”注解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特征。自从中共十五大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以来，人们对“混合所有制经济”问题的探讨逐渐增多，而与此相似的来自西方国家的“混合经济”理论也受到人们的重视和研究。然而，在各类著作、论文、论述中，“混合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概念的使用上常常混淆不清，也经常出现把“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混为一谈的现象。观念层面的不清晰导致实践层面的行为不坚定、方向不明确，从而形成改革障碍。因此，清晰地梳理和把握“混合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核心内涵显得尤为重要。究竟什么是“混合经济”？“混合经济”的历史渊源是什么？我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什么特点？两者有什么差异和联系？本文将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系统阐述。 　　一、 “混合经济”的概念演化 　　从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就开始了从单一的市场调节到市场和国家双重调节，从单一的私有制到公私混合所有制等一系列调整。现实经济结构的变动，呼吁着理论界的反应，“混合经济”的概念由此产生。 　　“混合经济”是西方经济学内在思想革命的产物。1920年，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一书中，第一个以“外在性”和“社会费用”的概念作为理论基础，分析了市场调节的缺陷：由于经济主体没有能力在采取决策时考虑其行动的某些非商业性后果，而这些后果会构成某些社会“费用”（如污染），主张以国家调节纠正市场的缺陷，并阐明了经济生活中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的混合。庇古因此被人们推崇为现代“混合经济”思想的创始人。 　　庇古所提出的“混合经济”实质上是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手段的混合，而在此之前，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古典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调节观点，认为市场调节是唯一能够保障市场效率的经济调控方式。 　　尽管庇古“首次”提出了“混合经济”思想，但人们通常把“混合经济”的理论贡献归功于凯恩斯。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大规模失业的分析研究，证明单一的市场调节不可能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因为市场存在着垄断和价格刚性的缺陷，并且在消费边际倾向递减与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的共同作用下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大量失业成为必然。据此，凯恩斯进一步指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切实办法”就是“扩大政府机能”，“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相互合作”。凯恩斯理论的提出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国家干预的浪潮，由此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从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向有国家调节的、混合的市场经济的转变。 　　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最初的“混合经济”思想是指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调控手段的混合，然而，随着“混合经济”这一概念的使用，其内涵和外延不断被引申和扩大。 　　法国经济学家汉森，在1941年出版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一书中对“混合经济”进行了明确的阐释：“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的西方经济已不是纯粹私人经济，而是双重经济，政府已参与企业活动。双重经济并不是私人经济向公有经济的过渡，而是向社会福利为重点的‘混合经济’过渡”。汉森的“混合经济”的内涵已经从调控手段的混合开始兼具所有制混合，并且特指某种制度的实现形式。“混合经济”开始逐渐拥有它“独立”的制度特征。 　　美国经济学家默里?L?韦登鲍姆指出：“每一个现代工业化社会，都是一种混合经济的形态。在这种经济模式中，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以多种形式相互作用”。韦登鲍姆将混合的概念进一步引申到混合形式的多样性，也将“混合经济”的范畴引导到非所有制的层面。 　　法国经济学家让-多米尼克?拉费（Jean-dominique Lafay）和雅克?勒卡荣（Jacques Lecaillon）在其合著的《混合经济》中写道：“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整个国民经济都变成了混合经济，以至看来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制度。混合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模式’，从理论上正是针对于计划经济中极端干涉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