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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传统文化视阈下的法律与宗教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法律；宗教 【论文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下、宗法性宗教 背景下研究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探讨中国法律文化与西方 法律文化融合的契机。人们共同对法律正义的追求和对宗 教终极关怀的祈求搭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使人类生 活的和谐共存和发展成为可能。 法律，原是所有文明共存的现象。然而正好和文明本 身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一样，从属于不同文明的法律也各 不相同。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和解释世界。于 是，不但产生了特定的文化样式，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法 律和宗教精神。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希腊哲学， 另一个是希伯莱的基督教神学。在这两个源头中，希腊哲 学给西方人以智慧，基督教则给西方人以信仰。西方人， 至少古罗马时期的西方人多是用希腊哲学修冶自身，而用 宗教寻找着灵魂的归宿，基本上可以说走的是对人生外在 超越的道路。儒家视法律为礼俗的辅佐，礼俗皆为以家族 伦理为基础，藉之来维系一个等差、有序的社会，所以梁 漱溟先生说，“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藉礼法安排伦理 名分以组织社会。 孟德斯鸿曾经于历史中去寻找人文精神，我们却要在 文化中探求法律和宗教的精神。不过，这仍然是一种历史 研宄，只是把重点放在了制度的文化性格上面。制度是由 一定的文化所涵盖的，儒家就是靠礼仪的制定、执行并不 断地推广、解释这一套礼仪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说， 形成了一种文化，而这一文化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现今的法律制度和宗教精神。如在中国传统社会，秦汉建 立起大一统国家后，儒家、法家思想合流，礼与法并列， 配合政治上中央的“家产官僚制”(Pa trimonialB urokratie)与地方放任的宗族乡党的政治形态以及匾乏式 的农业经济，历两千年治乱相循，大抵社会的本质变化不 大。礼法并列，其实就是法律的礼俗化，儒家伦理的思想 体现在中华法系上，便是对家族与阶级的强调与重视。儒 家伦理的“讼则终凶”的想法，体现在乡土社会上便是个 “反诉讼的社会”(a nti-litiga tion-socie ties),因为 一切以和为贵，即使是表面上的和谐，也胜过公开实际存 在的冲突。在宗族、乡党、行会这些面对面团体里面，个 人被紧紧束缚着，而且得到官府的支持。于是，法律争执 一步步先在这些团体里消融解决掉，非至绝路，绝不告官 兴讼。人们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和现在的法律和宗教?法律与 宗教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擅变?它对社会成员具有什么样的 意义?对于这样的问题，显然超出一般法律制度史、思想史 乃至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然而，这都要通过文化来阐明法 律和宗教，通过法律和宗教来审视文化。派深思0在分析 韦伯(，1864-1920 )的《儒教与道教》时直言不讳的指出， 儒家思想决定了华夏民族的性格。这种看法虽然不无道理， 但是我们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法律和宗教的精神， 就不能只专于儒家一脉。中国历史上有过众多的思想流派， 如“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的思想；“道常无为而无 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的道家思想；“不别亲 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曰：严而少恩”的法家思想等。 儒家仅其中之一，它在与其他思想派别的对抗与交流中成 长起来，自不能避免兼收并蓄，吐故纳新。有时，对抗正 是建立在某种文化共识之上。 近代西方列强的侵人，我们被迫接受西方的事物。传 统文化的解体同时也意味着它的新生，同样，深受传统文 化浸淫的古代法律和宗教也要发生深刻的擅变。但是这种 改变不是完全脱离历史的。我们必须轮流请教历史与现实 的文化与立法思想。中国近代移植西法后，在一定程度上 不再考虑特殊伦理关系。用梅因的话说0是由身份(sta tus) 到契约(co ntract)的过程。在中西不同法律观的冲突中， 在中西不同法律文化的领顽里，种种怪象、扭曲、不适应 的情形丛生，一方面说明了西方国家制定法仍然在中国社 会里“水土不服”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民间固 有伦理气息与息息相关的活生生法律仍持续存活的事实。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未尝不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 会，来思索在传统中国法律观与西方法律观的冲突中，有 无找出一个适合自己道路的可能性。现在，人们对于法律 的拷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现实法律无效的苦恼，对法 律之治究竟能否行之于中国的困惑。有论者将此概括为 “法律信仰危机”。人们一方面对于普遍的“有法不依”怨 声载道，另一方面却又向往真正的法律之治。之所以会出 现这种现象（法律信仰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人们对 人生现实和未来终极关怀的祈求，把法律与宗教割裂开来 了。法律与宗教，实是人类经验或说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 人类随时随地都要面对未知的未来。为此，他需要相信超 越他自身的真理，否则，社会将式微，将衰朽。同样，人 类处处、永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