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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过路费” 　　编者按：“时建锋诈骗案”，为破解我国当前法治困局提供了可兹参照的依据。它至少表明，我国法治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如司法机关的执法水平欠佳、对刑事诉讼程序轻视、如何引导公众对法治生活的有效参与等。法治并不是虚妄的幻想。也不是停留在法条层面的理性设想，而是通过有效的法律适用、对社会中的法治诉求予以回应的智识力量。如同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法治的实现需要每一个人的践行才可能实现。“时建锋诈骗案”事件表明，法治为公民探寻正义提供了可能。即便追求正义的过程或结果远离我们的期望，至少这种追求正义的过程是值得的。 　　 　　焦点之一：公路收费制度 　　 　　“天价过路费”折射法治困境 　　杨福忠　陈家标 　　一、我国高速公路收费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高速公路收费规范被虚置。收费期限届满不停止收费，或者通过中途转让经营权、变更法人、追加项目等方式延长收费期。根据2004年国务院颁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中规定，政府还贷公路在还清贷款前，转让收费权时，可以申请延长收费期，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5年；转让经营性公路权益中的收费权。不得延长收费期限。但实际操作中高速公路收费业界的潜规则是转让经营权，期限重新计算。据北京市审计局的一份报告显示，京石高速公路北京段，截至2004年12月已累计收费17亿余元，偿还贷款等款项后还剩余近6亿元。北京市人大代表李淑媛认为，根据“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原则，京石高速北京段应停止收费。有关部门的答复是该路段的经营权已经转让给首发公司。允许其经营到2029年。类似北京的这个例子并非个案。2008年2月27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18个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审计调查结果》，根据调查结果，16省(市)在100条(段)公路上违规设置收费站158个，截至2005年底违规收取通行费149亿元；7省(市)提高收费标准，多征收通行费82亿多元；12省(市)的35条经营性公路，由于批准收费期限过长，获取的通行费收入高出投资成本数倍乃至10倍以上，成为“高价公路”的地方政府对法律的态度可见一斑。 　　其次，收费标准的制定不听证，或者听证走形式。公路属于公共产品，车辆通行费是公益性服务价格。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15条的规定，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标准，应当依照价格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听证。实际上，在条例生效的最初几年，全国各地几乎没有采用听证方式制定的。各地普遍的做法是：先由公路经营者根据其对交通量的调查和预测、公路养护工程及经营管理费用的测算，拿出一个标准，报给省交通主管部门，交通主管部门审核后，就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最近两年，虽然偶尔也能见到各地制定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召开听证会的报道，但由于听证制度不科学以及价格主管部门被高速公路经营者所“俘获”等原因，听证走形式的现象并不鲜见。以此为基础来制定收费标准，其科学性、合理性自然值得怀疑。因此，在“天价过路费”案当中，时某的货车行使的郑石高速(现郑尧高速)，载重40吨及以上按照0.10元／吨公里计费，其收费标准相当于京石高速的3倍、京津塘高速的6倍。因此时某开货车在郑石高速来回的过路费根据网发的计算达1650元，这一点也不值得奇怪。这么高的收费标准与定价机制不科学有直接关系。 　　再次，执法部门选择性执法，滥用执法权引发腐败。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重量，严禁超载。这个规定应适用于所有的载物车辆，不管车辆属于军队还是地方。军队车辆、武警部队车辆等只是依据条例的规定享有免费通行权，而不享有超载的法外特权。但从“天价过路费”案暴露出来的情况看，当地交管部门不管军车是否超载都是一律不管的，时某的行为只是因为假冒军车才被追究责任。这说明，执法部门存在选择性执法问题。另外，该案暴露出来的更主要的问题是，一些地方的执法部门实际上把执法权作为以权谋私的工具。在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货物运输司机要想挣钱不得不超载，而超载将面临地方执法部门的高额罚款。为了获得“免罚通行权”，司机有组织的通过交保护费的形式贿赂当地执法部门。执法部门当然很欣然地接受，并把每一次整顿治理超载都变成了收保护费的绝佳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执法部门的监管对象就变成了专门查处没有交保护费的超载车。而获得“免罚通行权”的车辆则可以堂而皇之地超载行使在高速公路上。据检察日报报道，2007年，山西省交通厅在“治超”行动启动时，曾经公布过这样一组数字：山西省运煤车辆中有90％是超限车辆，超限车辆中有60％超限幅度在100％以上。这说明选择性执法现象非常普遍。 　　 　　二、我国高速公路收费制度完善路径 　　上述这些藐视法律、有法不依现象的大量存在不但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成本，加重了公民的负担，而且增加了公众的不公平感，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破坏了政府的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