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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及其法律完美 　　[摘要]农村的地域特点、农业的天然弱质属性、农户及乡镇企业的财产规模等不利方面的影响，严重制约了国有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民、农户、乡镇企业的借贷，从而导致农村民间金融的盛行，而国家政策的摇摆不定、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及不完善又使农村民间金融时常处于尴尬境地。为此，应通过制定新法、修改旧法、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来保障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农村民间金融；法律缺失；法律完善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1)11-0174-03 　　[作者简介]秦守勤，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博士后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经济法。(江西南昌330032) 　　一、客观现实――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生生不息 　　农村民间金融，是以农村为活动领域，以农业和农民为服务对象，没有被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的总称，通常表现为民间借贷、小额信贷、私人钱庄、民间集资、票号、合会、农村合作基金等。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个体户、专业户的兴起以及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的活跃，产生了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人口密度低，平均贷款额少，增加了交易成本；农业面积大，发展滞后，生产的季节性强，加大了农村融资的风险成本；农村中小企业信用程度低、规模小、财务制度不健全，从而降低了正规金融机构对其贷款的信心。 　　既然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得融资，农村民间金融就有了用武之地。据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显示，2000年每个农户累计借入款为1020元，其中约700元来自民间借贷，约占68．6％；张胜林等对50家个体工商户、50家私营企业、200家农户的调查发现，非正规借贷发生率分别为82％、94％和24％；郭沛估算，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从1997年到2002年，按窄口径计算大致在1802亿元至2001亿元之间，按宽口径计算大概在2238亿元至2750亿元之间；史清华等对晋浙两省20个村2000个左右农户进行调研发现，山西、浙江农户民间借贷分别占其当年借贷的74．29％、83．98％；而人民银行阜阳中心支行课题组对阜阳市5个县(市)和3个区270家农户研究发现，问卷调查统计有83．7％的农户发生过民间借贷行为；胡金焱、吴倩对山东省14个地市的17个县(市)进行调研发现，农户中非正规金融融资覆盖面达60％以上；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27个省市近2500户的调研发现，连续两年农户参与民间借贷比例都超过80％。虽然不同的学者、机构进行调研时采用的方法、引用的数据有所不同，最后得出的结果有所差异，但农村民间存在且有一定的规模，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法律审视――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尴尬处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农村民间金融，除了对民间直接借贷进行有条件的承认之外，对其他形式的民间金融多持否定态度。诸如《关于严禁擅自批设金融机构、非法办理金融业务的紧急通知》、《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整理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等。这些规定虽然从阶段性来看，对整顿我国的金融秩序有极大的帮助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却使我国的农村民间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比如对于合作金融性质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就经历了从鼓励发展到全面取缔的尴尬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合作基金会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1986年中办发27号文件对农村合作基金会予以有条件地认可：“只要不对外吸收存款，只在内部相互融资，应当允许试行。”中国农业银行于1986年也下发了(1986)农银函字第414号文件，要求“各地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融资活动不要干预，并通过信贷业务给予引导。”1987年中央5号文件进一步指出：“一部分乡、村合作经济组织或企业集体建立了合作基金会，原则上应当予以肯定和支持。”1990年中央19号文件又一次指出，要“办好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合作基金会，管好用好集体资金。”1992年国务院在作出的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中，又一次提出了“继续发展农村合作基金会，满足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的需要”的要求。1994年农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关于加强农村合作基金会管理的通知》，明确基金会的性质、主管机关、设立程序、财务会计以及民主管理制度。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预示着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春天就要到来。 　　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