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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地助学贷款SWOT剖析 　　摘 要： 生源地助学贷款存在着信息对称，在贫困生认定、信用约束、贷款回收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拓宽资助覆盖面，减轻贫困生的经济、精神负担；“绑定”贷款学生及其家长，信用约束、催还款等贷后管理得到改善；有利于高校回归本位，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优势。同时，也存在着贫困生认定依然模糊；贷款供给仍然不足，覆盖率十分有限；还款期限仍然偏短，个性化资助效果不彰；生源地“土政策”的掣肘，资助中心自身运作困难重重；贷款风险管理主体错位；金融生态不良，对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推进有诸多负面影响等劣势与威胁。面对各国政府对学生贷款等“民生问题”变得更加重视，学生贷款出现“国有化”趋势以及我国各种金融中介机构、信用体系建设等“市场基础设施”正逐步完善的机会与前景，作为主要承办行的国开行，今后在经营理念、运作模式、产品和管理等方面还要调动各方力量参与防范风险，建立三段信用联结的新模式，推出符合学生特点的新产品。 　　关键词： 生源地助学贷款； SWOT分析； 学生贷款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1)04-0063-08 　　 　　目前学生贷款方案已在全球近80个国家（地区）实施，学生贷款也成为各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学生资助方式。但学生贷款是一个很昂贵的项目，不容易实现成本回收，因为其开展要求信用回收机构的设置、人们负担贷款利率的意愿、贷款偿还负担、贷款资助应具有支持性目标等支撑条件。因此，“如果没有仔细考虑，就开始实施学生贷款计划是不明智的” [1]。对于学生成本分担的困难(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约翰斯通(Johnstone)认为，由于高拖欠率、过度的利率补贴、过高的管理成本等因素的综合作用，预期的成本回收率是如此低下，以至于能回收的仅仅是贷出资金总额的很小一部分。所有这些都需要改革，但都非常困难，不仅是政治改革，而且还是技术革新[2]。翟德曼(Ziderman)研究了51个国家的学生贷款，对其中23个项目做了财务分析，发现贷款回收率分布在13%―[KG*9]67%的区间，其中高于50%的只有7个。其结论是，学生贷款项目是一项代价很高的事业，通过学生贷款实现成本回收并不容易[3]。回收难的原因在于，多元主体间有利益冲突、回收程序复杂、毕业生就业与收入异质性大以及影响整体回收率的因素复杂等。加纳学生甚至声称他们是政府和教育机构效率低下以及铺张浪费的替罪羊，因而他们经常以参政、请愿、游行示威甚至暴力冲突等方式抵制成本分担和学生贷款，1971年首次引入的学生贷款在第二年就被政府取消，目的是为了安抚学生的不满以稳定政权[4-5]。萨卡罗普洛斯（George Psacharopoulos）也认为，世界范围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情况并不乐观，在关于公平有效的高等教育筹资的研究与大学实际的公共资助之间，存在着一道“分水岭”[6]。作为一种学生贷款的新产品，生源地助学贷款自2007年在我国5省（市）试点以来，快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进。2010年1月，笔者对最先启动贷款的甘肃省进行了实地调研并发放了两种问卷，问卷调查对象包括39所高校的学生资助管理干部（发放39份，回收37份）以及全省高校3%的在校生（共发放10 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 091份）。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对生源地助学贷款的优势、劣势、威胁及机遇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 　　 　　一、 生源地助学贷款的优势 　　 　　金融属性指衍生性、融资工具（风险管理工具和投资媒介）、投机工具、资产类别（投资获利、对冲美元贬值避险、对抗通货膨胀保值）以及能利用金融杠杆来进行投机运作的市场行为。相对高校助学贷款而言，生源地助学贷款更符合金融属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一） 信息更对称，在贫困生认定、信用约束、贷款回收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生源地助学贷款实行属地化管理方式，借贷双方信息比较对称。对于大学新生，许多地方的贷款资格都由所在高中初步认定。由于空间上更接近学生家庭，学生在校几年的学习经历使学校对学生家庭状况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相关信息更充分，对贫困学生的资格审查具有很大可行性，获得资料真实性较高。如江苏省所有高中均成立了“学生信用和生源地贷款资格评议小组”，由评议小组确定可以贷款学生的名单[7]。由于经办网点在地理上的广泛分布，能够有效分散助学贷款的工作量，提高贷款审批、发放速度，缓解高校较集中的城市金融机构的风险，减轻集中借贷的压力，从而大面积分散了贷款风险。从操作流程看，贷款采取就近原则，贷款期限延长，手续办理简化。学生在本地提出申请，操作方便，成本较低。2010年，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全部在网上进行，资金拨付由农信社、邮政储蓄等代理行办理改为采用“支付宝”方式。支付宝的使用，有效解决了贷款拨付时间过长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