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型H1N1流感国内主流报纸新闻报道剖析.docVIP

甲型H1N1流感国内主流报纸新闻报道剖析 　　媒体在每一次公共健康危机中,除了告知事实和引导公众行动之外,其实都扮演着沟通公众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居间人角色。我国传媒关于甲型H1N1流感及时而稳重的跟进报道说明,传媒迅速告知,积极引导,危机中注重沟通双方,就能够较为成功地引领危机向良性方向发展。 　　 　　甲型H1N1流感所带来的威胁如今已经蔓延全球。世界卫生组织4月29日晚在日内瓦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历史上首次将全球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升至5级。5月11日,中国卫生部发出通报,四川省确诊了中国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截至6月16日,中国内地共报告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237例。这意味着中国正在经历自2003年SARS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公共健康危机,而且世界卫生组织也于6月11日将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警戒级别提升到最高的第六级。 　　在一个社会的公共健康危机中,大众媒体无疑应该承担及时告知事实,正确引导舆论的作用。本文选择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这三份在北京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进行随机抽样,在凯瑟琳?罗温的危机传播框架下,通过对三份报纸关于甲型H1N1流感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旨在考察国内主流媒体在此次健康危机传播中的作为与得失。 　　 　　及时、全面、适当告知事实:担当传媒的基本职责 　　 　　美国著名危机传播学者凯瑟琳?罗温(Katherine Rowan)认为危机传播的功能是双重的。第一,危机传播必须告知危机本身的现状和可能性后果,并告知对于受众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二,危机传播应当争取实现受众之间的对于危机的良性共识和行动。①简言之,媒体危机传播既要告知事实,更要制造共识。 　　首先是及时公开告知。在危机传播中,媒体应当有效地告知准确信息,在传播相关危机新闻的时候做到及时、公开。以“世界卫生组织4月29日晚在日内瓦宣布,全球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高到5级”这条信息为例。北京日报在5月1日第4版头条位置刊登报道《全球流感警戒3天内提至5级》,北京晚报在4月30日第22版刊登新闻《世卫组织提升警告级别至5级,大规模疫情“正在逼近”》,新京报更是在5月1日A07版刊登整版专题报道《猪流感全球疫情警报升至第5级》,从世卫组织三天内两度升级预警、全球疫情概况、墨西哥病故者特写、应对建议四个方面全面解读了“猪流感”疫情。 　　5月11日中国内地出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之际,三家媒体也都在显著位置及时报道。随后北京晚报开设专版“抗击甲型H1N1流感”,新京报开设了专版“迎战甲型H1N1流感”,几乎每日用整版报道相关情况,每日更新中国疫情数字。由此可见,三家报纸基本做到了及时、公开告知事实,履行了媒体的“环境监测功能”的职能。 　　第二是全面告知。三份报纸关于甲型H1N1流感的报道主题基本上覆盖了受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事实。报道主题的分布包括全国和北京的疫情发展、患者康复情况、甲型H1N1流感预防措施、流感疫苗研制情况、密接者医学观察情况、抗甲一线医护人员手记等。其中疫情发展在报道比重上成为告知核心。 　　第三是合适的方式告知。三家报纸的受众群有差异。其中北京晚报受众大多数为北京市普通市民,所以在新闻报道方面尤其注重使用大众化语言。例如在另两家报纸上报道的“甲型H1N1流感毒株进京”,北京晚报描述为更简单易懂的“毒种”。 　　告知,永远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媒体的“告”,不一定绝对等于公众的“知”。这其中有一个公众对于信息的解读过程。面对公共健康危机,媒体报道在及时、公开、全面的同时,更应该回归新闻传播的特征。换言之,媒体的报道应该建立在有效告知信息的基础上,建立在民众对相关风险化解机制信任的基础上。 　　媒体的有效传播可以分为两个纬度。如果说公开透明的报道可以赢得“诚实”的形象,对于“政府关注度和解决的能力”的报道则可以给公众吃下一颗“定心丸”。 　　在三份报纸对于甲型H1N1流感的报道中,无一例外地使用政府和专家作为首要信源,以达到“专业性形象”的塑造。北京日报作为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在5月份甲型H1N1流感暴发期间,报道重点放在了政府决策方针和专家文章之上。例如5月30日第2版刊登《李克强考察中国医学科学院和疫苗研制企业时强调:加快疫苗研制和抗病毒药物生产储备》;5月21日第15版发表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的文章《防控甲型H1N1是场持久战》。 　　北京晚报和新京报在这次健康危机的报道中不约而同地开设了“释疑”栏目,针对公众可能产生的疑问和忧虑,邀请专家答疑解惑。例如在北京晚报6月2日第2版刊登“释疑”,就“输入病例连续增加仍属疫情正常现象吗”这一问题进行解答;新京报的“释疑”栏目频率更高,就“是否需要担心隐性感染者”、“二代病毒是否意味传染风险增大”、“为何不寻找每一个地铁接触者”等问题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