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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明道思想剖析 　　摘要：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内外对章学诚的研究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高潮，但还未有专文尝试由章学诚思想系统自身的特性出发，提取其核心概念的精神实质，对其思想进行整体的诠释。本文力图抓住章学诚思想系统中的核心概念“道”，从“学以致道”、“道的坎陷”以及“道的精神”三个方面勾勒章学诚的明道思想。 　　关键词：道；历史性；终极性；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B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07)02-0017-05 　　 　　从近代开始，对章学诚的思想已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方法展开了研究，研究的进一步突破，有待于对各方面研究成果的整合，进行整体的阐释，从而彰显章氏思想系统内在的整体意蕴。并且，从章氏思想的特性来看，其经史合一的致思路向，刺猬型的风格也指明了整体阐释的合理性。本文抓住章学诚思想系统中的核心概念“道”，从“学以致道”、“道的坎陷”以及“道的精神”三个方面勾勒了章学诚的明道思想，这为下一步由“道”出发，观照章学诚的经学与史学思想，对章学诚的思想进行整体诠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学以致道 　　 　　中国古代文明经历“哲学的突破”，官师分离后。学以致道一直是士，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精神凭藉。章学诚在其本性自然的趋使下，直承宋儒弘道精神，把学以致道作为自己的最终价值归宿。 　　章学诚小时候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崭露出独特的天分，他在《家书六》中自述道： 　　二十岁以前，性绝呆滞，读书目不过三两百言。犹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廿一二岁。驶驶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说功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人皆谓吾得力《史通》，其实吾见《史通》已廿八岁矣。廿三岁时所笔记者，今虽亡失，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此皆当日之旧论也。惟当时见书不多，故立说鲜所征引耳，其识之卓绝，则有至今不能易者。 　　以上，章学诚非常得意的表露了自己超拔的史学见识，诚然，这份对史学的倾情和高明，具有先天的成分，但更为重要的，这是与其家庭的潜移默化及浙东先贤邵廷采的感召分不开。章学诚在《家书二》中回忆道： 　　初亦见祖父评点诗文，授读学徒，多辟村塾传本胶执训诂，不究古人立言宗旨。犹记二十岁时，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祖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邀!”吾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尔辈于祖父评点诸书，曷细观之! 　　其乡先辈邵廷采为学同样主张以约驭博，探求意，他说： 　　夫论学当提撕本原，使人知用功下手处。若博闻强记，讲求刺刺，穷年劳壤，总归丧失。昔孟子论井田、封建，止述大略。此谓之善于师古，知时务之要。后此荀淑不为章句，渊明不求甚解：外期经世，内养性情。两贤虽未达圣功，要为窥见体用。 　　正是立足于史，会其大意，期于经世，使得章学诚对宋学采取一种批判继承的态度。所谓批判继承，是指在乾嘉考据学风的背景下，他抛弃了宋儒在本体上“舍器而言道”，在学风上“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守陋自是，腹空谈性天”(《家书五》)、“束书不观，全凭臆想”(《乙卯札记》)，而是直承其明道精神，倡言“学问无有大小，皆期于道”(《与朱沧媚中翰论学书》)，把“道问学”与“尊德性”看作是两种不同的先天气质与治学路数，即“沉潜”与“高明”。 　　余英时先生借助英人柏林(Isaiah Berlin)“狐狸”与“刺猬”之分，称章学诚“彻头彻尾的是一只刺猬”，即“这一型的人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贯穿在一个单一的中心见解之内，他们的所知、所思、所感最后全都归结到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而“狐狸正似实斋笔下的博雅考证学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章学诚与当时学风格格不入，是一只孤独的“刺猬”，自我认同和信心的建立都需要他对自己与乾嘉考据学风之间的紧张性关系进行反省，在道的观照下，章学诚看到了乾嘉考据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就在于丧失了明道精神，并且，风气所趋，许多假“狐狸”潜藏其中追名逐利。 　　 　　二、道的坎陷 　　 　　对此，我们要回到乾嘉考据学风的具体情境中去。乾嘉考据学风，表面看来，“与其理学先辈相反，崇尚严密的考证、谨严的分析，广泛的搜集古代文物、历史文件与文本保存的客观证据，以具体史实、版本及历史事件的考证取代了新儒家视为首要任务的道德价值研究和考证”，“圣人的个体道德理想在严肃的儒士心目中已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梦”然而，追寻其学术的内在理路，有一渐进演化的过程。清代考据学风直接渊源于清初顾亭林的“经学即理学”，可远溯至程朱与陆王的义理之争。从王阳明重订《大学》，“复见圣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