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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近代戏剧个性 　　近代戏剧以会通化成为核心，消纳传统，开拓特色。其贴近现实、争趋时尚、打破成规、熔古今中西为一体的戏剧个性的产生，离不开以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对各文化因子融汇的文化背景。 　　[关键词] 近代戏剧；会通；个性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２．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０６）０７－０１９１－０４ 　　田根胜（１９６８―），男，安徽枞阳人，文学博士，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广东东莞５２３１０６） 　　 　　在近代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戏剧活动生机勃勃，成就突出。其主要表现在：改变了传统戏曲局限于上层狭小圈子，开始全面走向社会，并成为一种社会启蒙的工具；题材的广泛拓展与现实化，使戏剧与社会、人生的联系更为紧密；从曲牌体向板式体过渡，戏曲的雅化倾向逐步被通俗化所取代；文人创作与舞台实际的疏离，戏剧的舞台性因素被进一步凸现出来，一大批开宗创派的表演艺术家活跃在近代剧坛上；外来影响下的戏曲改良与新的戏剧形式――话剧的出现……这一切都表明，近代戏剧在内容上、艺术上进行的种种探索与追求，明显带有转型期特有的新变的特征，这种戏剧个性的生成与近代文化背景联系密切。 　　近代文化，以“会通化成”为核心，由此而消纳传统，开拓特色。投射于戏剧，则促成其新变代雄。有如《文心雕龙?通变》所谓“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近代戏剧生于辉煌灿烂成就的明清传奇之后，如何穷变通久，如何突破典范，自成一家，遂成为近代戏剧面临的首要课题。考察近代戏剧所以新变代雄之故，离不开以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对各文化因子融汇的文化背景，以及在此多元文化背景下生成的近代戏剧的个性。详论之，约略如下数端。 　　戏剧从达官显贵和风雅文人中解脱，从馆阁旁落到市井，市井民众成为欣赏接受的主体。近代戏剧的转折得助于戏剧平民化所构成的文化环境，而这种文化环境主要是以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为背景展开的。董每戡将自万历至道光三百余年间的戏剧归为“衰落期”，理由是“作曲者已走上错误的路线”，而对诸多文人视之为“雅声衰，俗乐兴”的道咸以降，称为“真正的戏剧艺术幸脱厄运”，“回复到戏剧之为戏剧的立场上来”[１]（Ｐ１８６）的时代。说得更明白一点，即戏剧回归到舞台，回归到民众当中。就北京、上海而言，当时“梨园之盛，甲于天下”[２]（Ｐ１０１），人们赴戏园观剧，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娱乐，还是一种社会交往手段，它实际上同整个城市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成为市民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进戏园的有达官贵人，也有贩夫走卒，成分复杂的观众的多样嗜好，左右着舞台的动向，影响着演出技艺和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所谓“变风”、“变雅”，都是以观众市场的欣赏接受为转移。随着演员和观众在艺术观和追求上的变化，戏剧的重心也出现下移而呈现平民化倾向。《京华百二竹枝词》描写清末京城民众观戏的盛况：“三十年间尚记曾，戏园加凳偶然能。而今日日都如此，中国真堪富庶称。”下注：“当年戏园，必遇极著名之角色，演极得意之戏剧，如有加凳之事；今则各戏园中，日日加凳，如谓中国贫苦，夫熟能信？”[３]（Ｐ１３３）徐珂云： 　　皮黄盛于京师，故京师之调尤为至。贩夫竖子，短衣束发，每入园聆剧，一腔一板，均能判别其是非，善则喝彩以报之，不善则扬声以辱之，满座千人，不约而同。或偶有显者登楼，阿其所好，座客群焉指目，必致哗然。故优人在京，不为贵官巨商之延誉为荣，反以短衣座客之舆论为辱，……故京师为伶人之市朝，亦梨园之评议会也。[４]（Ｐ５０１６－５０１７） 　　京师是达官贵人、巨富商贾聚居之地，京腔、秦腔盛行之时，淫靡成风，与他们的鼓噪关系密切。而盛行于此的皮黄却一反陋习，尚且不以“贵”者延誉为荣，反以“贱”者舆论为辱，“贩夫竖子，短衣束发”者居然成了戏剧权威的评论者。这种情况的形成，一方面与皮黄长期流行于民间，与下层民众联系紧密有关；另一方面，与京剧艺人能真切反映下层民众的思想情感、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有关，民间读者和观众所喜好的大量历史通俗演义被搬上舞台，即是最好的体现。无论是舞台剧目，还是演员与观众的关系层面，戏剧的重心在下层、在民间，后来，海派风格的鼓荡与影响，这种审美取向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以京剧为代表的近代戏剧的返朴归真，协调了戏剧与广大民众的联系，扩大了戏剧文化的市场，使之由昔日的侧重于戏剧文学转化为侧重于戏剧表演。首先是“折子戏”的精选，在艺人的不断加工中更加舞台化，进而影响着各剧种对表演艺术的追求。其次，地方戏的普遍兴起，打破了明清文人传奇优游于个人艺术天地的狭窄局面，为恢复戏曲作为“戏剧”艺术的审美本质开启了一扇大门，即运用活的舞台形象对人类生命和生活的底蕴作感性的呈现。再次，传统以文人创作为中心的曲牌音乐体系及语言上的词体联套方式已日益远离民众的兴趣，皮黄